城市景观之路——通向生态与人文理想
编者按：俞孔坚教授受邀参加“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演讲题目为《城市景观之路——通向生态与人文理想》演讲文章已被收入国家图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2005年7月出版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一书中，李岚清副总理亲自为此书做序。本次活动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国家图书馆承办。本文版权归国家图书馆所有，景观中国授权发布，其他单位媒体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言
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之际，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为此，全党同志要按照十六大关于“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要求，高度重视学习，切实加强学习，以适应形势发展和工作实践的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更应带头学习，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和领导水平。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干部的学习，始终把学习作为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一项战略任务来抓。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和加强学习。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胡锦涛同志指出：“为了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承担起党和人民所赋予的重任，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学习。”中华民族有灿烂辉煌的历史，有悠久绵长的文化，这是维系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柱，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我们正在从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有继承，才有创新。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创造历史。领导干部应不断深入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文化，拓宽人文视野，提高文化素养，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更好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讲座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形式。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为部级领导干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和交流机会，受到部级领导干部的好评。希望今后坚持下去，不断丰富讲座内容，越办越好，有更多的领导干部参加学习。国家图书馆作为讲座的承办单位，将讲座内容经过提炼推敲，编录成集，供更多的人参阅，对于发展先进文化、建设学习型社会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收选的内容，也不一定尽善尽美，甚至亦或有不妥之处，应欢迎读者提出意见，以臻不断完善。
李岚清
2003年2月27日
介绍人致词
各位领导、各位部长：
大家早晨好！
今天是2004年第十一期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我们邀请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俞孔坚教授为我们作题为《城市景观之路——通向生态与人文理想》的演讲。
俞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首席设计师。先后应邀在英国、美国等八个国家以及国内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发表专著与论文百余种，设计作品及个人先后多次获得国际和全国性的奖项。
俞教授是少壮派的专家，是我们组织部长讲座以来最年轻的一位学者，而且有独立的见解，曾经主持和参与了五十余项较大的国际国内城市规划设计，被聘为建设部城市规划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生态学会城市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担任《城市规划》等学术期刊编委。俞先生提倡“天地—人—神”和谐的设计理念。
下面我们欢迎俞先生为我们演讲。
俞孔坚教授演讲实录
非常荣幸有机会把这几年来我的一些思考，特别是实践中得出的一些认识，给各位部长交流一下。大家手头的那本书叫做《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下面讲完以后，我恐怕还须写一本书叫《与部长交流》。就是说，我特别愿意跟在座的各位交流，因为你们的一个观念，你们的一个决策可能会改变中国。您们的观念特别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尤其重要。
关于《城市景观之路—通向生态与人文理想》，我要谈两个方面的理想，一个是人文的，即到底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人文的城市？第二个是生态的，即怎样建设一个生态健康的城市？我的报告有一个副标题，这个副标题取自我发给大家一篇文章，我刚刚在《建筑学报》（2004年8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叫《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白话的城市与白话的景观》，就是希望从思想文化方面能够解决我们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今天讲五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内容讲的是边缘上的中国，以及中国复兴与所面临的危机的关系，这是中国当代城市发展和建设的大视野和大背景。现在，大家都在谈中国的复兴，中国的强盛和中国的和平崛起，但我今天要谈的是危机，任何一个民族的复兴如果没有危机意识，这个复兴肯定是不可能发生的、也是不能持久的。
第二部分是关于边缘上的中国所面临的两大危机，第一是中国的民族身份危机，第二是人地关系危机。然后要讲讲危机背后的主观根源是哪些？即为什么会产生这两大危机，它有客观的因素，那是很难改变的，但我们的主观因素是我们可以克服和改变的。
第三部分，面对危机，面对主观根源，路在何方？出路就在思想上要有一次深刻的革命，深刻的认识。从思想文化角度来说，八十五年前的“五四”并没能进行到彻底，所以我们今天要续唱这支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文化运动之歌。
第四个部分要讲的是如何在城市建设中来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这个歌就叫《白话的景观与寻常的城市》，“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也就是生态与人文理想之歌。
最后一部分，关于方法论，这首新文化运动之歌是这么唱了，理念有了，那么在方法论上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城市的问题？这个方法论叫“反规划”，我提的这个“反规划”是针对现在我们做的城市建设规划——“正规划”方法论的反思。提出首先应该进行不建设规划，通过不建设规划来建立区域和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来实现一个生态与人文的城市的理想。下面就进入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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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危机意识与复兴
解放前有一本漫画叫做《三毛流浪记》，在座各位都很清楚。当年三毛离开农村，向往城市—大上海，远远看到城市，过了河，向往城市里什么呢？有米饭吃，有好生活过。但他真正到了上海以后，发现这个城市原来是这么的乱，比他想象的要差的多：警察到处抓人，不但吃不饱肚子，还经常有皮肉和精神之苦。这是《三毛流浪记》所描绘的当时对城市的憧憬以及城市的现实。而我们现在正是大量的人经历了类似三毛的经历。大量的农民离开农村，涌入城市，但他们所向往的这个城市会是什么样子，你可以看到。我去年到杭州去讲课，在飞机下降时，从1000米左右高空看到的杭州湾，整个杭州湾的景象(图1)。你可以看到这块土地几乎没有一寸是完整的。杭州湾是这样，长江三角洲是这样，珠江三角洲是这样。然后再下降，进入杭州城，这是天堂，谁能相信这是传说中的杭州。我为什么特别举这个例子？因为这是天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吗，可是连“天堂”都地狱这般，何况其它城市（图-2）？可以看到进入城市以后，然后住进这个酒店，这是比较好的一个酒店。进入酒店以后，看到一个告示，首先告诉你，随时可能停电。然后再进入房间，房间里也有这么一个倡导绿色消费的告示。但又看见在床头柜上放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二十分钟的中药泡澡，十分钟的背部按摩，七十八块钱”。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我们只满足“二十分钟的中药泡澡，十分钟的背部按摩”，我们都在做小决策和片刻的快乐。谁都没有顾及、谁都不去管大地上发生了什么，谁也不从10000米，1000米高空看看大视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每个城市的市长都在做眼前的五分钟的快乐，五分钟的城市—小决策，他不知道他应该站在更大的视野去看看，在高空去看看，在国土去看看，这个土地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未来的北京城的景象，电脑模拟的，这是已经建成的上海。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理想和这样理想下的城市。我们的理想甚至和当年三毛没有太多的差别—一个农村小孩所憧憬的高楼大厦的城市理想，那么这个理想它存在什么问题？
图-1 飞机上看杭州郊区：几乎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土地。 
图-2 杭州城区：“天堂”都地狱这般，何况其它城市？
我今天讲复兴与危机边缘上的中国，中国当代城市的大视野。所以说我们要离开五分钟泡脚，站在高空去看看，我们的视野里是什么？中国是一个正处在边缘上的大国，这个边缘指的是传统与现代化的边缘，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边缘，是一个蓬勃发展而又充满危机的时代。“危机”两个字在中文中意味着危险和机遇同在。没有危机意识，就不可能有复兴。处在这样的时代，处在这样的中国，在这样剧烈变化的边缘中，我们如果不是愚昧无知，看不见眼前的前景和机会的话，无疑是悲观主义的；装做看不见危险，则是不道德的。我们要看到危机的存在，然后认识怎么来复兴。复兴来源于危机，这是总结历史而来的。关于危机和复兴的关系有一种说法，世界上到目前为止，有过两次文艺复兴，一个是本来意义上的欧洲的文艺复兴，发生在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来源于当时的黑死病的危机、黑死病的恐怖。当时欧洲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于黑死病。由于这个危机从而使人类摆脱了宗教的蒙昧，开始走向科学，开始寻找人性，去寻找科学。当然还有其它的危机，也正由于这种生命个体的生存危机和全社会劳动力缺乏的发展危机意识，最终成为工业革命和后来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原动力。
第二次“文艺复兴”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同样来源于危机意识。美国当时它受到的危机是来自德国战争武器的威胁，来自与纳粹和法西斯的战争危险，和后来苏联的冷战威胁，这时候包括核威胁。唤起了那种国家面临毁灭、地球面临毁灭、人类面临毁灭的危机意识。由于这样的危机意识，导致了美国人发明了这么多高科技，包括从雷达开始，一直到后面的电脑和网络技术，导致信息时代的到来。这个复兴最大的特点是把人的创造力和创业精神发挥到了极至。所以你现在看到硅谷，沿着美国西部101公路，两边都是高科技的企业，拉动了整个美国的经济。要知道，这些高科技企业的最大订单都曾经来自美国军方。所以这第二大文艺复兴也源于危机，这种危机是国家和生命的安全危机。
中国的复兴可以认为是第三次文艺复兴，好多人有这种说法，包括胡适当年就开始说中国的文艺复兴要到来了。现在我认为是真正的将要到来了，但它必须有的前提是中国人意识到了中国当代面临的两大危机，这两大危机如果认识到了，它就可以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第三次文艺复兴，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意味着中国的大国时代、平民时代和自由时代的到来。那么，这两大危机是什么呢？
2. 两大危机：民族身份与人地关系
与中国城市有关的第一大危机是当代中国民族身份的危机。我们到底是谁。第二个就是人地关系的危机，就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地球上继续待下去。
2.1 民族身份危机
首先我讲一下民族身份，所谓的民族身份就是梁启超所说的中华民族与文化“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个性与特性。当代中国我们要重新回答这个问题。历史上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民族的身份很明确，我们是黄种人，我们有康熙大帝，有乾隆大帝，有故宫，有长城，这都象征着这个民族是中华民族，是个封建帝国，身份是很清楚的。从政治学意义上说，民族身份是形成国家、现代化民主政治过程的政治资源，表现在国家的核心情感和象征上。从文化景观和人文地理学意义上说，它是指一个地方有别于其它地方的地理特征，即认定自己属于某一个地方。那我们是不是认定我们自己属于某一个地方呢？有没有物理特征来表明中华民族这群人有他的个性？我们的景观、城市是我们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你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建筑，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你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城市。所以，我们有理由说，城市和景观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身份证，也就是说，我们盖的每一栋楼实际上就象征了、代表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现在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出现了身份危机。
我是谁？可以看到，这是街道上你们到处可以看到的一张广告（图-3）。韩国美女广告或者是美女用的是韩国形象，然后用韩国人的技术来造中国的美女。这个美女之争最近已经很多了，包括选美、选模特之争。最近还有一宗法律案件，夫妻俩结婚好几年了，老婆很漂亮，一直认为是很漂亮，结果生了个孩子，很丑，丈夫结果就怀疑这老婆是不是对她不贞了，后来一查老婆倒是很忠贞，但不是他所见到的，她做过整形手术，是假的美女。这个时代连美女都是假的了。所以说身份没有了，人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身份。好在人的基因还没有作假，所以，儿子暴露了母亲的身份。
图-3 我是谁？当代中国城市如同人造美女一样，在追求异常和化妆中失去了自我
那么我们日夜与之为伍的城市也是这样。象征我们自己和民族身份的城市被化妆了，看看我们的城市，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景观能够代表我们身份的话，那末，我们是如何在滥用“景观化妆品”来伪装我们的身份的？
第一种城市景观的化妆品：古典的西方帝国。
看那曾经是多么辉煌的罗马柱、浴池和斗兽场，而今已成废墟，而我们恰恰在用罗马废墟里的景观来营造我们自己的城市。你可以看到，这是刚才讲的，是罗马废墟，后来欧洲人又重新发现了罗马，然后用当时的罗马的建筑的语言，罗马的柱廊，罗马的广场来营造欧洲。那就有了类似我们经常去参观的圣彼德广场这样的欧洲巴洛克景观。这个圣彼德广场就是最早的一个巴洛克广场，君主和教皇的巴洛克风格。因为当年的罗马教皇感叹古罗马帝国是如此宏伟。恺撒大帝的权力如此巨大，这么有钱。因而想在中世纪之后再造罗马的辉煌。但是殊不知当时古罗马是靠掠夺邻国的资源来维持很小一帮罗马公民来挥霍和消费的。当时罗马统治了整个地中海盆地，包括几乎整个欧洲。大半个非洲和亚洲，掠夺了大量的资源，集中在它手里。然后供少数人来消费。它的城市确实是宏伟巨大，但它的背后是什么呢？背后就是肆无忌惮的财富掠夺和造就无数的奴隶。所以当文艺复兴以后，欧洲人重新发现罗马的城市之辉煌和壮丽以后就开始仿造罗马，就有了像圣彼德广场和圣彼德教堂这样的巴洛克景观。我们到欧洲到意大利肯定是要去参观圣彼德广场的。所有的市长肯定都要去参观的。但是不知道背后是什么，我要告诉大家背后的故事：当年（16世纪上半叶开始）是罗马教皇希克斯图氏五世以及后来的几个教皇靠卖赎罪券来掠夺所有信徒的财富而建造的。所谓赎罪券就是信徒付钱，教廷给你盖个章，就给你免去一切罪过，你的下辈子就不再下地狱了。所以搜刮了大量的财富。用这些财富干吗呢，就修建了这个圣彼德广场和圣彼德教堂。结果由于这个，导致德国人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宗教革命和新教的发展。他们质疑教皇凭什么卖赎罪券就可以把这个人的罪恶赎掉呢？所以就导致了宗教分庭抗礼，就出现了战乱，导致整个罗马教皇的削弱，最后只剩下梵蒂冈一个小地方了。这个就是历史，这就是宏伟巨大的广场和建筑背后的危险。
同样后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想再造古罗马的辉煌。他也是觉得古罗马是如此宏伟，所以他仿造了罗马。幻灯片上是“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路易十四用同样的巴洛克语言，建了这个凡尔赛宫，这是个最完整无缺的巴洛克式的宫殿和园林。然而，这个辉煌宫殿同样是路易十四靠侵略和掠夺欧洲邻国财富建立的。同时还让他的后任君王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和政治及社会债务，以至于最终使后来的路易十六走向断头台。这就是我说的古典帝国，古典西方帝国城市景观的历史。但它留给我们的形式确实是宏伟的、巨大的，让人激动的、震撼人心的，让参观者都感觉到我必须要建得跟它一样。但是它的背后，我刚才说了，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根源。而恰恰是这个恶魔，在当代开始潜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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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再看一下，这是世纪大道，上海的世纪大道，一条巴洛克式的景观大道，也是请法国人设计的，两年前我们就批评。这显然是一大错误，一个城市中间一条100米宽的大路，对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有什么用处呢？实际上没什么好处。第一，城市两侧这么多人需要横跨这条大道，走100米的路，要穿越来往的滚滚车流，你可以想象有多么的危险，有多么的不方便。这个城市里原来有非常致密的肌理，有像人体的血脉一样的道路系统，像毛细管一样的交通结构，结果横拉一条伤疤，相当于把所有毛细管都切断了。这个实际上对整个城市的功能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说是为了展示和纪念而修建的一条景观大道，实际上，它解决不了城市的基本功能问题。
这是广东某地的一个广场，它恰恰就是圣彼德广场的翻版：高大的罗马柱廊，围合一个巨大尺度的城市广场，全都是西方古典君主的语言。但人呢，一个每平方公里一万人的高密度城市，何以在这近半个平方公里的广场上空无一人？因为这个广场不是为人民修建的，尽管它叫“人民广场”。它是一种政绩与权力的展示和摆设。再看这些，上图是凡尔赛宫，刚才讲了，而下面几张幻灯都来之被标榜为最好的中国城市的景观，差的城市就更不用说了。我在这里声明，这不是某个市长或城市领导的问题，这是这个时代留给我们的烙印。你看，这是青岛的，这是大连的。你们可以看看现在它的这个广场，它的尺度完全是用同样的巴洛克概念来建我们的城市广场，城市的景观。它的背后是什么呢？再看这是深圳的，大家都去学习的，认为这些都是好的城市、好的景观。我们的城市领导们不光从国外学习，我们也从国内所谓好的城市去学习，但学到的是什么？他不知道背后要用多大的代价才能造这样的景观。而这样的城市能给我们彰显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是以古典西方帝国的身份来营造我们的城市，结果把我们自己变成了西方古典的帝国（图-4）。
图-4 第一种城市景观的化妆品：古典的西方帝国（广东某城市广场）
第二种城市景观化妆品：封建的中国古典。
我现在批了半天是西方的古典君主，那是不是我们就用中国古典，是不是中国古典就能代表中国人的身份呢？前几年，北京曾经兴起“夺回古都风貌”的运动，结果所有的房子都要盖上大屋顶，所以你看到长安街上好多房子都有大屋顶，认为这便是代表中国的。那实际上是把自己认同于封建的中国的古典。它的源头就是我们的紫禁城，似乎紫禁城就象征中国。但是我要说，那是中国的过去，那是封建的中国古典。似乎苏州园林就象征我们这个中国的园林，但那也是过去，那也是古典的过去，是封建士大夫的。它们都不是当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身份证。但我们恰恰现在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古典的、封建的中国拿来装点我们的城市。这是你们可以看到的，在我们广场上把华表和龙柱、宝鼎当成广场上的装饰。实际上我们是在认同于康熙，类同于乾隆，类同于秦始皇了。我要说的是，封建古典的中国，那是过去不是当代。
图-5 第二种城市景观化妆品：封建的中国古典(杂交以古典西方帝国的巴洛克，北京某城市广场)
第三种城市景观化妆品：现代西方帝国。
好，我批判了半天，又批判中国的古典，又批判西方的古典，那有人就说我们来个现代的。请看这是所谓现代的，现代长安街上的马上要完成的国家大剧院，这够现代了吧。这是法国安德鲁设计的,法国人最时髦的建筑师设计的。但是我要说的，那是当代西方的帝国。它们看上去很现代，但如果我们用民主的、科学的精神去衡量，它未必具有现代性。也就是说，它只模仿了西方的形式，并没有西方现代的精神。
你再看看，这是央视大楼，在传媒时代，央视大楼就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央视大楼一盖起来，这个民族基本上就以它为身份证了。大剧院当然也算，也是一个民族身份证。所以你拿这个看，人家就觉得这是中国的象征。如果这房子盖起来以后，你可以想想看，这是什么样的姿态。这是典型的帝国形态，西方帝国的入侵，一种文化的入侵。这样用公共资源建造的公共建筑在一个倡导民主科学的西方是不可能盖起来的。它悬挑七十米，整个楼的造价估计花100亿人民币。可以说，如果我们用十分之一的造价来盖这样的房子，完全可以盖出同样功能、而更美丽漂亮的一个大楼。但是，为了一种心态满足、一种极度的帝国的心态的满足——跨越城市，凌驾于城市与大众之上，有人却愿意为之挥霍十倍的代价。你可以看，这个在悬挑出的最顶端的办公室可能将来就是央视总裁坐的办公室，它可以俯瞰全城，它可以看到自己的非凡、自己像秦始皇一样的君临天下。所以这种心态，恰恰就是西方帝国建筑师所理解并迎合此时的中国甲方的。我为什么把这样的建筑师叫西方帝国建筑师呢？因为他希望他的建筑凌驾整个城市之上，成为永世的纪念物。这是一种帝国建筑师的心态。像当年英国殖民主义建筑师，英国帝国建筑师到印度去建帝国的城市和建筑一样。他们想在印度盖一个英帝国的形象，所以有了新德里的国王大道。当时他们就高呼：“帝国主义万岁！”为什么？它实现了建筑师的一个理想，建筑师本身心中就有一个帝国的理想，他希望他的建筑是统治一切的，但是这样的理想在民主与科学的欧洲和美国肯定实现不了。在美国，用如此挥霍的方式来建造一个本来可以用十分之一的花费就实现的建筑，美国全民都会来反对你盖这个楼。纳税人的钱，凭什么用来挥霍？
现在中央和北京市政府提出了节俭办奥运的指示，正在调奥林匹克场馆，这个完全正确。只是早该这样做，现在当然也不是特别晚。奥林匹克的精神就是和平的精神、人人参与的精神、强身健体的精神，但我们恰恰把它变成一种展示的精神。所以你可以看到奥林匹克有好多场馆，不光是一个，都把这个形式看的过于重要，把功能反而弱化了，形式至上，我们花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现在国务院和北京市开始调整，我认为它开始走向正确的道路了。
我们盲目地把所谓现代西方的形式当作现代，但是我们恰恰只拿到了西方帝国的那部分内容和现代西方的形式，并没有拿到西方现代民主和科学的实质精神。所以只有形式，没有内容，这个内容是腐败的、腐朽的，是与中国正在为之奋斗的目标背道而驰的。不管它们的形式看上去是多么现代，但实际和内容是不能统一的。刻薄地讲，这样的建筑和景观是现代外衣包裹着的封建帝国的腐尸，是我们应该坚决摈弃的。
图-6 第三种城市景观化妆品：西方帝国的现代（北京，央视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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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城市景观化妆品：异域的景观，奇花异卉，被当作美化我们城市的灵丹妙药。
到处都是这样，南方的、北方的，一搞“大庆”、一搞“十一”、“五一”，北京尤其如此，北京天安门广场，“五一”搞一次大花坛，“十一”搞一次大花坛，搞了一两个星期就撤掉了。每一次搞的要几百、上千万的代价，为了装点一下，但且看它装点出什么样的东西呢？尽是这样一些所谓代表中国特色的东西：龙啊、凤啊、长城啊、亭台楼阁啊。看这花坛倒很像一个大型生日蛋糕，鲜花做的，一年比一年大，品位之低可想而知。各大媒体也年年如此大肆渲染，鼓动全国各大城市争相摹仿、攀比。你可以看看，用巨大花费来造布景式的城市景观，把我们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但城市身份不知道是什么？
图-7 第四种城市景观化妆品：花枝招展、庸俗的、奇异异域人造景观（广场上的花坛）
所以说身份问题，是中国城市面临的一大危机，实际上它背后都是有根源的，我一会再讲这个根源是什么。上面讲的这些都是现象。有人问我长安街上哪些建筑好，哪些建筑坏，有人说妇联怎么样，交通大厦怎么样。实际上那都是这个身份问题没有解决，我们都是在追求某种奇异的东西，在标榜某种向往的身份，结果导致了我们失去真实的身份。就像某少女想把自己化妆成韩国美女，结果失去了自己美的特质。
2.2 人地关系危机
第二大危机就是人地关系的危机，这也是中国当代面临的最大危机。人地关系的危机也就是中华民族的球籍危机，是你能不能在这个地球上继续待下去的问题。而民族身份问题是从文化层面上讲这个民族是不是能独立存在的问题。所以这两个问题都是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认真对待。2003年我们的神州5号上天，当然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情，我们的宇航员上天了，五千年的飞天梦想实现了，这是值得举国欢庆和全球华人自豪的事。但是欢庆之后我们必须冷静下来，看看这幅据说是我们中国人第一次亲眼看到和拍到的中国大地的影像，以前都是外国人拍的影像。我们看到了什么？黄色的祖国大地。绿色的地方几乎是很小很小。而再看看我们的邻国，北面的俄罗斯，南面的东南亚，都是充满绿色，生机勃勃的绿色。所以说五千年了，中国这块土地已经不堪负重，经不起再折腾了。只要你到高空去看看就知道了，土地的生态危机是何等的严重。认识这个危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把这个从宇宙飞船上拍到的景象在某一点放大。你就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土地上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第一个景象，放弃祖宗的荫护：
在湖南乡下的一个村寨前面，几个老农正在从他们的祖坟上面挖掉一棵古树，古樟树。因为村头有大树倒买商正在那等着，他要出六十块钱买这棵树，倒卖到城里去。于是，村民便连祖坟都不要了，这是风水树啊，连风水都不要了，连祖宗的荫护都不要了。挖掉这棵树的同时，他挖掉了整个生态系统，树上的乌鸦窝没了，树上的喜鹊窝没有了，树底下的蚯蚓没有了，黄鼠狼没有了栖息之地。同时，水土流失又染黄了这条本来是清澈的河流。我跟踪了这棵树好久，从挖出来开始，然后被运走，苗木倒卖商把六十块钱交到老农的手里，然后运到城边，可以看到苗木倒卖商又把它种在一个专门用来倒买倒卖大树的苗圃地里。到苗圃地里的时候，上百年的一棵老樟树只剩个光杆，光杆司令了。最多也是个断臂的维纳斯，所有的枝叶都没有了。然后房地产开发商要化两万块钱将她买去。种到这高档的住宅区，那是被他破坏了的山，砍掉了山上的树木建起来的一个地产项目。他想拿它来装点，打出广告说，我这个小区里头有两万块钱买的古樟树。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畸形的城市美化过程（图-8，9）。
城市正在掠夺我们的农村。这种掠夺方式是以美化和发展的名义进行的，是正当的，法律上是很健全的，完全是一种商业交易形成的。但是它带来的灾难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北京、上海、苏州、杭州，你可以看到城市里头好像一夜之间绿化美化起来了，好像都种上了大树。但是它背后的山川河流都污染了，都变成黄的了，它们的郊野乡村再也没有了诗意。
图-8，9 放弃祖宗的荫护,因为城里人的“美化工程”需要这棵树。
第二个景象，哭泣的母亲河：
不知道在坐的是否有水利部的领导，或水利局长。我相信，水利局长或部长们只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并能利用中国目前的行政体制，下面的问题就可以很快解决，所以我特别希望水利部的领导能够听到这个报告。
南方的河和北方的河都是我们的母亲河，可是他们都在哭泣。哭泣什么？我那残酷的儿女们，你们为什么用钢筋水泥捆绑我柔弱的躯体啊？将我肢解，令我断流？你可知，流动是我的天性，连续是我的生命。从雪山高原，到林莽峡谷，从平原阡陌，到湖沼海滩，……我之于生命的地球，正如血脉之于人类。也因为我的流动和连续，才使你有一个美丽的童年、美丽的梦。但是这个美丽童年、美丽梦以后再也不会有了。可以看到，大江南北没有一条河流是完整的了，没有一条河流是自然的了，这是北京的河流。我都跑遍了这北京的大大小小的河流，原来是这样的绿树掩映，整治之前的，这是整治的过程，这是整治之后。你可以看到它改善了没有，没有任何改善，恶化了，整个恶化了。原来是这样的绿柳夹岸。所以我那无知的儿女们，你们残忍地将我裁弯取直，摧残我本来自然而优美的躯体，令我窒息，如同僵尸。我曾经有浅滩深潭，如琴弦响着动人的乐曲；春汛到时，我让洪水缓缓流过，秋旱来临，我释放不尽的涌泉。我曾经有鲜嫩的水草在丰腴的肌肤上舞动，幽凹处，青蛙和鲶鱼唱着黎明与日暮的歌；我曾经有磐石兀立，向濯足的路人诉说春天的丰润与秋天的萧瑟。好大的浓荫啊，那是身边的乌桕与河柳的投影，阴凉中有成群鲫鱼共享自由与欢乐。但这都没了，都变成花岗岩水泥护岸，甚至衬底，甚至拿水泥衬底。所以我那卑俗的儿女们啊，你们嫌我草灌丛生，包容泥土与生命万物，可那何尝不是我的美德？你们嫌我曲折蜿蜒，自然朴素，可那何尝不是诗的源泉？你们认贼为父，让生硬的水泥和花岗岩奸淫我纯洁的躯体；你们浮华虚伪，让意大利的瓷砖、荷兰的花卉和美利坚的草坪装饰我的玉体，令我面目全非（看看，连形式都是意大利的）。所以南方的人呵北方的人，你们曾经向我排泄着污秽和浊流（本来我们把河流污染了，这当然已经很坏了），而今却拿我开刀整治，举着“泻洪”的利刃，开着“清污”的铲车，多想问你们，还记得吗？我是你们的母亲河啊！
原来是这样的杂草丛生，茂密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河流现在就变成了虚假的河道。原来是这样的杂草杂灌丛生的，那是真正美的生态的，我们现在都失去了。这是个非常悲惨的改变。我们的后代出不了诗人，出不了画家，为什么？他没有诗的源流，没有画的源流。这河流怎么都变成水泥渠道了？你到长江去看看，到我们的钱塘江去看看，二十米高的水泥防洪堤岸，哪有诗情画意啊？我跟建设部仇保兴副部长交流时，做过市长的他深有同感，建议我要大声疾呼。好端端的一条钱塘江、汉江、松花江、长江、甚至海南省的大小江河，做了拦水坝已是大错特错，为什么两岸还非得要用水泥把它们捆绑起来？防洪堤做得比城市还要高好多。这是早期工业时代的做法，源于农业时代对洪水的恐惧，我们这个时代不应该这么去做了。应该用新的生态的方式新的土地系统的理念来对待我们的河流。必须认识到高堤防洪不是好的做法；必须认识到，在全国普遍缺水的情况下，洪水是资源。洪水之所以变得如猛兽豺狼，只应我们没有善待河流水系。防洪之道决不在高筑河堤，而在建立一个滞洪的湿地系统，从区域尺度上解决水资源的蓄留。100年一遇、500年一遇的水泥堤岸可以休矣，无论从短期经济利益还是长远国土生态考虑，都告诉我们必须走生态之路来协调旱涝之灾的问题。关于河流问题我一会儿还要讲，它有多种的功能，不仅仅是防洪的功能，我们现在仅仅把它变成渠道来做了，变成排洪沟了，抽水马桶似的，洪水一来，一抽水，马桶里的水全跑光了，全抽走了。剩下的干旱还是干旱，下游的洪涝更厉害。所以整个观念，整个理念都要改变（图-10，11）。
图-10，11 哭泣的母亲河：单一的防洪目的和工程措施，使大江小河失去美丽和生态功能（北京清河，浙江永宁江）。 
图-12 生态恢复后河流：生态理念下的景观设计（浙江永宁江，与图-10同一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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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景象，离开土地的中国：
当代中国城市的扩展过程我形象地可以做如下比喻：一块石头抛在水里，水浪不断的扩开，使人不断离开土地，与此同时，外面的人不断涌入城市。但我们城市给了他们什么呢？连个座位都没有。可以到天安门广场和各地广场去看看，有多少个座位是留给我们老百姓去坐的，没有，席地而坐（图-13）。离开了土地，但城里又没有给我们土地。怎么办？这就是离开土地的时代，城市里的人在离土地越来越远，农村的人在匆忙地放弃土地，反正大家都在离开土地。请看幻灯，这是北京1984的遥感卫星影像。红色的都是植被，都是绿色的田野和森林。可以看到，这是去年同时段的卫星的影像，白色都是硬地铺装、开发区或建成区。可以看到整个城市在无序地蔓延、扩张。而我们的理想恰恰又是想离开土地，我们的理想是纽约，我们的理想是香港、是新加坡。我们去参观、模仿的对象恰恰就是这些。但是我们不知道纽约已经没办法了，纽约人留给我们多少惨痛的教训可以吸取，而我们不去吸取，恰恰看到它表面的辉煌的高楼大厦，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追赶的。我们就像三毛当年想象的城市那样去追求城市，我们是在用农业时代的城市理想去追求一个工业化和后工业时代的城市，而不是站在更高的城市时代或者后工业时代来想象未来的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所建造的城市是落后的。
图-13 离开土地的中国，缺少“座位”的城市，呼唤人性化的城市（北京）
第四个景象，土地的挥霍：
这是一个挥霍土地的时代，你可以看到大量的土地撂荒。一个挥霍的时代。这幅画是法国人画的著名油画：罗马的堕落，背景就是罗马柱，整个辉煌的城市设施，前面则是一些挥霍无度的人群，这是一幅非常有讽刺意义的油画，作者通过罗马帝国败落映射1830年的法国七月王朝，一个以国王路易-菲力浦为代表的由银行和金融贵族组成的新贵政权。我用它来警示大家：我们在挥霍，包括挥霍土地，同时在建造一个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城市，是一个化妆起来的城市（图-15）。
第五个景象，我们在鄙视土地：
这是个鄙视土地的时代。一旦这块土地划为开发区以后，推土机就来了，毫不顾及这土地上有没有其他的生命存在，毫不顾及土地上有没有其它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存在。然后把房子按上去，山是破的，河是破的，历史一点都没了，重造一个新城。这是鄙视土地，鄙视土地上的历史，它的文化、它的自然的过程。但我们曾经的土地是什么样的？这是《史记》里头记载的一个故事：晋文公重耳为逃避夺得了王位的弟弟之迫害，落难荒野，走到乡下，饥饿难忍，向乡下人要讨吃的。乡下人说我这个土地已经好长时间没下雨了，不打粮食，没什么能给你充饥，我只有这块土地。所以老农就把一块黄土放在一个器皿中，送给重耳，重耳当时很愤怒，我向你要吃的，怎么你给我一块土啊？他的大臣赵衰就告诉他:“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有了这块土，你就有了社稷，就有了国家，你就有了你的王位和权力了。重耳就跪下来，把这块土捧在手里。这就是我们曾经的土地伦理，对待土地的敬畏：土地就是全部，土地就是社会的全部，土地就是财产，土地就是财富，土地就是权力，土地就是一切。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对待土地是因为土地仅仅是金钱，没有任何其它的含义。
所以说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土地，回到土地的完全价值，到底是什么？这我本人信仰土地，所以我自己叫土人，我的研究所叫土人景观设计研究所。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在我们村前面风水林里头挖了一块土，带到北京来，这块土后来一直跟着我到美国，到欧洲，后来又回来，回到北京来，现在我还是珍藏在箱里头。土就是一切，是你的寄托，是一个民族的寄托。它的意义不光是实用的，还有更多的意义，包括其象征意义。而我们现在正在践踏它。所以加剧了人地关系的危机(图-16)。
除了刚才讲的这个土地危机，除了我们不恰当地、不科学地在使用它以外，主要是我们失去了对待土地这种敬畏的态度，土地的伦理堕落了，这是最可怕最危险的。它是人地关系危机的根源。
图-15，16 对土地的挥霍和鄙视
2.3 危机产生的主观根源
上面部分我讲了两大危机，认为关于这两大危机的意识是中国未来的振兴和崛起的最根本的源动力。在认识危机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危机背后主观根源是什么？客观原因很多，比如说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国的人口多，这都可以归结为客观的东西，当然最初也是由于主观原因造成的，但它们的存在已是当代人所难以回避的、不可克服的、难以改变的事实。但是主观的根源是可以改变的。主观的根源我把它归纳为三种根本的意识，应该说如果认识到，我觉得就可以克服，通过学习，通过认识的提高。就是封建集权意识、暴发户意识和小农意识，这三种意识综合作用构成这两大危机的最根本的主观根源。
第一种意识：文化积垢—封建专制意识。
关于封建专制意识，马克思很早就批判过。新中国成立后，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都批判过我们社会中的这种封建专制意识，号召应该把它彻底铲除。尽管从上世纪初开始，中国整个封建体制已经没有了，但是在文化的潜层里、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这种意识，这是文化的积垢。这不是任何某一个人的事，而是在这个社会发展阶段必然存在的。因为中国过去五千年的封建帝王制度培育了这种意识。这种封建专制文化积垢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长官意志，谁官大，谁说了算，唯官是从。长官意识下的一切的衡量标准就是权力；第二个方面是草民意识。这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是同一个根源的。在封建专制时代，君主和官僚治理民众就象放牧一样，他把管理民众当成牧羊，放牧，当官的就是牧羊人，其他的都是羊。所以古代把官称作“牧”。《淮南子》说： “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事实上汉、魏、六朝所设的州郡长官就称为“牧”。所以中国封建时代历来就把长官作为牧羊人，而把平民当作无知和不足为道的草民来对待。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一语道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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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当年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是独裁君王，肯定他可以用他的想象来建他的城市，所以他建凡尔赛时是为了在平民的、混乱而贫穷的汪洋大海中建一个壮丽的天堂之岛。康熙乾隆大帝当然他也是牧羊人，所以他有了紫禁城的恢弘和圆明园的壮丽，让人参观崇拜啊。但我们是人民的政府，而不是牧羊的政府啊，我们就不能搞这样的东西了，这个时代早已把封建制度推翻。但是恰恰我们还存在这样的意识，可以看到，我们的广场是为谁建？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广场上，你是为人民建的吗？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坐在办公室里看到一个壮丽的景象来建，为参观的领导而建，为展示政绩而建。而大量的人到哪里去了呢？看，在这个广场的背后就隔一条街，你就可以看到拥挤的人群，挤在肮脏的不堪的道路、四合院里头，这是极强烈的对比，这种强烈的对比很好地注解了这种封建文化积垢的两个方面。
第二种意识，时代的局限：暴发户意识。
在暴发户意识下，一切的价值衡量标准就是金钱。你可以看到暴发户意识的具体体现，如，房地产开发商为什么能够用两万块钱买一个光干的树桩去美化其高档居住区呢？你可以看到这棵树，原来是一个茂密的百年大樟树，后来就变成一个断臂的维纳斯，但也值两万块钱呢？因为它的价值的衡量标准在暴发户意识下已经变了，不是它的生态价值，不是它能带来多少绿荫和生产多少氧气，而恰恰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这棵被几经倒买、没有枝叶的大树如果用生态价值、如果用生命的价值来衡量，已经远远不如它原来枝叶茂密时的价值了。但是因为它本身买来时就是两万块钱，所以它很值钱，这个价值标准是暴发户的价值标准。我们的好多公共建筑、广场、甚至好多政府办公楼都是用这种价值标准来建造的。
幻灯上的这图景是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是典型的、马克思批判过的、资本主义的最腐朽的地方。你看看，恺撒大帝，这位肆意掠夺他国财宝、然后尽情挥霍，甚至用酒来洗澡，用奶来洗身的极度的挥霍者，是如何被奉为楷模，在引导人们的挥霍欲望。他们甚至把老虎放在一个辉煌的宫殿里头供人参观，这是何等华丽的宫殿啊，它是仿照热带地区国王的规格造就的。也就是把他们想象的最珍贵的东西来给老虎，这种价值观是暴发户的价值观。但是，老虎不需要这个，老虎更需要一片林子，更需要一片野草，更需要一些自然的山水，你为什么要给它造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呢？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我们是用暴发户的价值观来衡量一切，所以我们的广场是金碧辉煌的，我们的大楼是金碧辉煌的，却把本来的功能忘却了。
为什么会这样？大家都知道，当土地从农用地经规划被划为建设用地后，土地的价值便可以几十倍地增长。我们的城市用5万块钱甚至3万块钱便可以把土地从农民那收购过来，最后以50万甚至500万倒手卖给开发商。我们城市政府有多少是靠这个暴富的啊！这个价值的巨大差额原来是国家或全民所有，而今却变成这个城市和开发商所占有了。所以这个城市政府也暴富，开发商也可以暴富。不信你看看《财富》杂志给中国评出的所谓首富，前100名中，竟有50%以上是房地产开发商。这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暴富后，这个钱干什么？只能干这些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认为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同样是金钱？所以才会做类似给老虎盖一个宫殿，类似买一个2万块钱的树干这样的东西，类似花100个亿盖一座本来花十分之一便可建成的央视大楼，等等。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关于城市建设的价值标准是一个暴发户的价值标准。
第三种意识，时代的局限：小农意识
小农意识也是这个时代打在每一个人身上的烙印。因为我是农民出身，我很理解，我知道，我有时候觉得自己也有一些小农意识。为什么存在小农意识，中国整个社会正在从小农时代过来。中国社会从整体上讲几乎没有经过大工业的洗礼，所以到现在为止，主要都是从小农经济、小农时代过来的。而城市化的脚步又如此迅捷，农民一夜之间变成了城里人，我们世代耕种的田地也一夜之间变成了开发区，变成了城市建设用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意识也一夜之间有了现代城市的意识。相反，农业时代的意识和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这个社会的潜层中，我们是带着农业时代的观念来改造建设我们的城市的。所以，时代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打下了小农经济的烙印，是不可避免的，谁能摆脱这个时代的烙印，谁就能站的更高一些，城市也因此会建得更好一些。我把小农意识归纳为五个方面：庄稼意识，好农人意识，庆宴意识，泥土意识和领地意识。
所谓庄稼意识，就是只种庄稼，不种杂草。这是农业时代留给我们的意识。农业时代的价值观要求我们把生物种类都按其对农业生产的价值把它们分成好和坏，从小学的课文里、从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这种意识被深入地灌输给我们的每一个人。你看七星瓢虫和五星瓢虫，就差两个点。我们说七星瓢虫是好的，五星瓢虫是坏的。为什么？七星瓢虫是吃蚜虫的，因而是益虫，而五星瓢虫是吃稻子的，因而是害虫。这个差别就在里。我们把麻雀说成是坏的，把燕子说成是好的，所以要保护燕子，延请它们到家中作窝，把麻雀给除掉。我记得小时候在农村就鼓励打麻雀，经常掏麻雀的窝，长辈们会给以鼓励。对于农业来说，也许可以如此。但如果用同样的价值观来进行城市建设，那就错了。用现代生态观念来说，这二者都是生物，都是好的，都应该保护，但是我们恰恰用农业时代的观念来对待我们的环境。所以即是在城里，你可以看到大街两侧经常有那拔野草的园林工人，公园里也是，拔杂草是园林管理的重要工作。我们似乎一定要把美国引进的这种草当作庄稼来种，然后把乡土的野草全拔掉，这就是以种庄稼的意识来进行现代城市的建设。你不知道本地的野草、本地的二月兰是多么美丽而富有生机啊。今天早上我还听到承办方的孙老师跟我讲这个，本地的野草、本地的二月兰、本地的紫花地丁本来很漂亮啊，本来长的很茂盛啊，但因为把它们当作杂草，一定要拔掉或者用除草剂把它除干净，这就是小农意识。只种鲜花不种杂草，或者只种美国的草不种中国的草，这是农业时代留给我们的一种思维定式。我经常看到在公园里，这么多人在除野草，所谓的野草就是本地的那些草。圆明园也干这事，两年前我就反对把园明圆遗址公园变成一个园艺化的花园，现在，我的担心正在变为现实。我们所要维护和栽培的那些东西恰恰不适合当地的气候，所以维护成本非常高。你要给它灌溉，给它施肥，给它打药。最近北京争议的比较厉害的就是公园里到处种冷季型的外来草，结果松树死掉了。冷季型的草需要灌溉，而松树不需要灌溉，北方的松树本来干旱就可以长得非常好的，结果因为你给草灌溉了，松树就被淹死了，或者由于灌溉促进了其浅层根系的发育，而阻碍其深层根系的发育，结果导致其抗旱能力的下降而最终死亡。所以我们不能用小农时代留给我们的意识来搞城市绿化，搞城市美化。
关于农人意识，好农人意识就体现在精雕细作，你可以看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坛，这样的装扮作为国之首都的形象，实在是我也说不出口。这种奇怪的、蛋糕式的花坛摆在一个国家首都的广场上，说实在的这是非常令人感到不好意思的。我们乐此不疲地把花搞的整整齐齐、把灌木修剪成各种形状。好农人意识就体现在这里。你庄稼种得不整齐，人家隔壁邻居会说你农活做得不好，你的稻田荒废了而隔壁的稻子长得好，就是个不合格的农人。这是小农经济时代留给我们的价值观。
关于庆宴意识，类似剪彩、摆花坛、搞隆重的仪式之类都属庆宴意识。庆宴意识也是典型的农业时代留给我们的烙印。为什么呢？农业时代的剩余价值非常有限，但人的挥霍欲望是无限的。为什么人有挥霍欲望，有一个理论，是说人是在非洲大草原上进化而来的。非洲大草原上物种很丰富啊，各种食草动物很多，有成群的羊啊，有成群的鹿啊，成群的野兔啊，对当时的原始人类来说你可以随便的打猎，是杀不完的。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就没有进化那种克制自己不去挥霍资源的基因，可以说挥霍无度是人的天性。当年的英国人、欧洲人在到新英格兰、到美洲去进行殖民的时候，在往美洲西部发展过程中，看到大草原上成群的野牛，便大开杀戒，结果本来是几千万头野牛，本来印第安人在那生活，没几个人，野牛长的非常多。后来都被欧洲人在很短时间内给杀得几乎灭绝，只剩几百头，现在关在国家公园里头。而它们打野牛并不是为了吃野牛的肉，只是为了吃野牛的舌头，把其他的肉都烂在地里。他们本来如果吃肉，那可能也够吃几十年的，但他恰恰就吃那点舌头，这就是说人的挥霍欲望是无度的。所以说为了满足挥霍欲望，农业时代的人要选择几个节日来尽兴。中国古代的春节是一个挥霍的时候，一连挥霍十五天，从正月初一一直吃到正月十五，那真是要攀比地挥霍。你家吃完，到他家去吃，互相地吃。但是一年到头干什么呢？一年到头就吃粗茶淡饭，剩余的三百五十天里是脸朝黄土背朝天，过得非常艰苦而凑合。但就在这十五天把一年的辛苦所得挥霍得所剩无几。一辈子也只有两次挥霍。一次叫白喜，一次叫红喜。红喜就是结婚，给儿子办喜事，这两天大庆喜庆的时候，全村的人都来吃，结果把一辈子的积蓄全花掉了，可以说是挥霍得一干二净，还欠了一屁股债。白喜是借着老人死去，再来挥霍一次，结果把后辈子的、后代人的积蓄也全花光了，剩下的时间又是凑合。这种庆宴意识在当代中国的城市里头非常普遍，它在大闹的时候要大闹一通，挥霍干净，然后平时就是凑合。平时就是你可以看到地面砖破了，下水管的井盖丢了也没人修。大庆的时候，这路一定要花岗岩铺起来，根本没必要的东西一定要做到底，这就是庆宴意识。“五一”、“十一”你可以看到，摆大花坛同样也是这个意识反映，把“蛋糕”做的越来越大。
关于泥土意识，即离开泥土越远越好，所有的都搞得光光的。为什么前几年出现瓷砖盛行啊？因为瓷砖离泥土是最远的，所以厕所是瓷砖，走廊是瓷砖，一直大街都是瓷砖，连花坛也是瓷砖的。瓷砖是经过精加工的，离泥土最远。泥土意识，反映了农业时代的人们向往城里，渴望成为城里人，离泥土越远越洋气。这实际上恰恰反映了根深蒂固的一种小农意识。当代中国城市中的许多方面都反映了这种离土意识。
关于领地意识。井田制可谓中国所独有，五千年的小农经济培育了根深蒂固的田块意识和领地意识。这种农业时代的领地意识随着我们每一个人进入城市而被带到城市中来，就连我们规划部门批地都是这么批的。划的红线范围是你的，红线范围以外就是他的了。然后这个大院是我的，那个大院是他的。最后到我们的办公桌，在我们的办公室，不管我们的官当得多大，这个领地还是存在，还是不希望任何人干扰我这块地方。领地意识当然也有更久远的生物遗传的根源，但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农业时代留给我们的。种一亩三分地，这个一亩三分地的概念不是社会化、大工业化留给我们的，是农业时代留给我们的。所以要进行现代城市的建设，必须克服这种农业时代的领地意识。
路在何方？我们讲了这么多危机，危机背后有这么多原因，这三个原因，封建帝王意识、暴发户意识、和小农意识，那么要解决这个，就是要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就需要在思想上有一次比较深刻的革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实际上从“五四”算起，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已经走了85年了，但思想文化领域的现代化仍然仅仅处在黎明之时。而在城市建设领域，尤其如此。因此，我觉得要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
“五四”或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它是由知识界发起的，是知识分子意识到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而试图从根本上进行现代化的一场运动。此前的洋务运动是想用洋人的刀，洋人的枪，洋人的炮来所谓的“以夷制夷”。但是知识分子当时认识到了，这个不够，所以才有了那场思想文化运动。所以从陈独秀1915开始创办《新青年》，到后来就由北京大学的学生于1918年开始创办《新潮》，这个《新潮》的名字就叫文艺复兴，Renaissance。所以说中国的文艺复兴或者说新文化运动就在当时的知识界浓重的危机意识下拉开了序幕。八十五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的科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面对上述城市建设的种种弊病，我则愈加感到新文化运动需要继续，因为我们的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仍然需要推进。现在看来，我们电脑和软件可以一夜之间赶上美国硅谷的东西，我们的办公楼一夜之间可以现代化起来，我们的街道几年之内可以盖的高楼林立。但是，我们盖的房子再高大雄伟，我们的国家大剧院所用的技术再高明，我们的CCTV大楼盖的再先进，我们的思想却并没有根本上的现代化。没有思想上的现代化，再现代的东西也没用。如果思想不能进行现代化的话，这个民族照样不可能复兴。而我们这个时代更有条件进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了，因为整个社会和政治体制首先是允许这样的思想解放。
八十五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白话文的革命，给当代中国城市建设许多的启迪。中国当代城市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继续接受“五四”精神的洗礼，必须怀抱两大危机意识，也就是民族身份危机和人地关系危机。 “新文化运动之歌”的口号“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民主和科学，反帝反封建。我刚才批了半天城市建设中的封建和帝国主义，主要是从思想上批判，不是说批哪个建筑。如果思想上不能根本地解决，你这个批下去了，第二天他会盖起另外一个同样不讲科学和没有现代精神的建筑。
回到新文化运动，它的最伟大成果是什么？它的最伟大的成果是创造了白话文。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我要是在这讲话，都用之乎者也，大家都很难听懂，你要想听懂，必须学会了同样的之乎者也文言文，所以交流只能限制在极少数人。它的信息的传播、理念的传播、知识的传播只限制在极少数人，被封建帝王和士大夫垄断了。胡适就说了：我国的文学大病有三：第一就是无病呻吟；第二模仿古人；第三言之无物。胡适当年说：“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中国这两千年来,何以没有真正有价值的,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这都是因为这两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章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在做,死文字绝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两千年只有死文学，只有没有价值的死文学。”当然他说话有些偏激了，有人批评他这话。但是死语言绝不可能产生活文学，这是对的。我们如果还是之乎者也来营造一个我们现代的社会，肯定是不行的。
借用胡适关于文言文的批判，再来看当代中国的城市，我也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城市若要有活的城市，就必须用活的语言，就必须用“白话文”，而不能用死的语言。用胡适关于文言文的三大病来看中国城市死语言的三大病，同样适合：盖了一个楼却不遵循功能原则，这叫无病呻吟；你非要在一个现代建筑上盖个大屋顶，那叫模仿古人，没有任何意义；你盖了个大广场，上面空空荡荡，没有人去使用，那就是言之无物。我前面讲到的城市化妆运动，都是用死语言来化妆我们的城市。城市化妆的四种死的语言，包括欧罗巴的古典西方帝国语言，古典的封建的中国帝王的语言，现代的西方帝国语言，异域的奇花异卉。这些死语言不可能产生活的城市。中国要有活的城市就必须用活的文字，就是白话文。古典帝王的中国这是我们应该避免的，不宜用的。它只能作为文物，作为遗产保留下来，但绝对不能再用它来建设我们的城市。西方君主的古典它也只能是遗产，它不可能再用来建我们的城市。西方现代的帝国，我们也不能用，因为它离平民太远了，也不应该成为我们城市建设的语言。
那这个活的城市是什么？那就是寻常的景观与白话的城市，这是我要讲的第四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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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白话”的城市
我们要提倡用一种新的语言创造活的城市，这种新的白话的城市是什么呢？叫“足下的文化与野草之美”，也就是回到科学与理性，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与地方性。这就是白话文，这就是我们城市的白话文，就是我关于当代人文城市建设的理念。
4.1 足下的文化
所谓的“足下的文化”，就是回到平常，尊重平常的人和平常的事，平常中国人的生活，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从平常和当代生活中找回属于当代中国民族自己的身份，不是过去的民族自己，是当代中国人的，以界它国而自立于大地，以界它时而自立于当代。它的对立面就是封建帝国，或者士大夫的古典的中国，巴洛克式的西方的古典和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的西方的现代，那些强调形式主义和纪念性的无病呻吟的城市化妆，是白话和平常景观的敌人。
比如说寻常北京应该是什么样子？可以说从公元1153年，金王朝在北京建立中都开始,850多年来,北京便一直笼罩在金碧辉煌的宫殿庙宇所构成的景观之中。对这种非常的帝王景观的纪念，几乎充斥了我们的所有城市设计,以至于让我们的世人忘记了寻常的北京--那更真实和平民的北京。我们发现了寻常北京的景观,那根植于千万年的古老北京土地上的景观：无垠而平坦的华北平原，曾经肆虐的风沙侵害，春夏秋冬的四季分明，勤劳智慧的平民百姓在土地上写下了独特的景观，这独特的景观什么样？高高的白杨林网、系统的灌区河塘、方正的旱地水田、多彩而慷慨的五谷连同那四合的院落，这便是寻常而真实的北京大地。我们要找回真实的北京大地，不能再老是这个帝王宫殿了，帝王宫殿这个轴线也好，那是那个时代的。我们时代要创造新的形式，但这个形式必须是本地的。这是白杨林，多漂亮的白杨林，北京郊区到处都是，而许多人恰恰反对白杨林。我因为经常搞设计，一汇报方案，这个领导就说杨树太普遍了，太差了，给换成银杏，给换成这个柏树。后来我们说服了一个开发商，用在他的一个小区里头，恰恰是大量用这个杨树，你可以看到白杨林多么的漂亮，重新带回寻常的景观。所以说不一定花枝招展的，平常照样是富有诗意的。
4.2 野草之美
所谓“野草之美”，就是回到土地。尊重和善待适应土地和土地上的自然及人文过程，回到完全意义上的土地，而不是片面意义上的，经济意义上的土地。重新认识土地是美的，土地是人类的栖息地，土地是需要科学地解读和规划设计的生命系统，土地是符号，土地是神。重新回到土地的伦理，认识和善待土地。
“为什么我的眼常含满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这是艾青的诗，这很平实，是白话文写的，这个诗的感染力是超过任何一首用文言文写的诗，就是因为这么平常。
所谓回到完整土地意义上是什么呢？土地至少有五种含义，我们必须回到土地的五种含义来认识：
第一个含义，土地是美，土地本身就是美，感觉是美的，让人看到是美的。只要尊重土地了，土地就是美的。
你看，这是哈尼族村寨的梯田，正在准备申报世界遗产。你可以看到这个梯田是多么的美。为什么？它尊重土地了，它的稻田是按照土地的肌理去设计的，自然就形成了美的景观。所以只要尊重土地了，它肯定能产生美。这是西藏的梯田，也是美的。西藏的青稞地也是美的。哪怕是收割完的稻子它也是很美的。田地是美的，我们需要重新树立起关于土地的审美意识。不能像三毛那样用急于离开农田的态度来看待土地。这个时代是大城市的时代，需要我们重新用审美的态度来认识和对待我们的田地，这样就不至于这么去糟蹋土地了。
第二个含义，土地是人的栖居地。它是人的栖居之地，是家园。人总想离开土地，但最终是要回到土地。人跟土地的关系是自从有了人就建立起来的，你必须是以它为家的。如此，我们才可以去理解，为什么在干旱缺水的黄土高原，那些人为什么还世世代代还住在那里；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什么三峡移民是多么艰难，要哭着离开这块土地。因为土地就是他们的家。所以不是说赔偿给他几万块钱就能解决的，他对土地的这种精神的依托是永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看看这土地上劳动场景，人跟土地的关系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这是精神的关系。
第三，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的关于土地的含义，土地它是个系统，它是活的。土地不是一头死猪，任人随便切卖，这是五花肉，那是蹄膀肉，不能那么去切割。我们现在对土地的利用，恰恰就用分肉的方式来分块切割这块有机的土地。土地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它是有血脉的，是活的系统。所以规划土地的时候，利用土地的时候，一定要把土地的生命系统完整性保留下来。你可以切它的肉，没关系，但切完以后，不能把它给切死了，不能把血脉给断了。所以需要用一个系统的方法和生命的伦理来对待土地。
第四，土地是符号，它是历史与人文的书。它是世世代代人留下的遗产，它的一树一石都是符号，需要人去读、去理解。幻灯所显示的是皖南棠樾牌坊群，你可以看到，每一个牌坊，每一块石头都有故事。这是忠、孝、节、义牌坊，这纪念孝子的牌坊讲的是“父母在，不远游”，讲的是一种伦理观，当时的价值观。这个贞洁牌坊讲，丈夫死了，不能再嫁人了，这又是一种价值观。所以说，任何一个留在土地上的，哪怕是一块砖，一块石头，都是符号，就像我们的语言一样，它们都在讲这地方和人民的故事，土地是充满着符号的。
这是河北的邯郸。地处平原，大家可以看到一望无际好像平原就没有什么符号，就没有历史，看不出来什么。有一次我去做设计，在邯郸，我也苦恼，这个土地这么平坦，好像没什么东西嘛。后来我就搬出宾馆，晚上露宿在赵武灵王的台上，荒郊野岭。露宿一个晚上以后，第二天我五点钟起来，我的眼前就大不一样了。我看到了朦朦胧胧中一个个起伏的土堆，土堆是当年赵国王城的城墙。你可以看到，一个原来是城门的土堆还在，这个土城隐约可辨。这条古道本来是赵武灵王率千军万马出兵去打仗的一条大道，现在变成了下陷的一条河沟：三千年的古道走成了河了。填掉它行不行，当然很容易，但是填掉了它就填掉了这段历史在大地上的印记。这么一点简简单单的坑坑洼洼，实际上是土地在讲故事。不久，看到朦朦胧胧的有一群人来耕作了。前面是大人拉着犁，后面是小孩在播种。这个景象，我突然想到2700年之前，甚至7000年以前，人们就用同样的方式在耕种这块土地。邯郸一带是粟的发源地，种粟的方式似乎一直都没有变过，5000年、7000年、也许1000年都没变过，还是这种方式。这10000年的粟垄连着天。这是历史延续在土地上的一种符号，一种记忆。所以土地是符号，需要我们去读、去解读这个符号。如果推土机开来了，这全都没了。
土地的第五个含义，土地是神。任何一个人肯定需要一种信仰。信仰天主教也好，信仰基督教也好，信仰佛教也好，但土地是谁都必须要信的。土地是神，我把它作为我们每个人需要寄托的对象。什么是神呢？神就是人以之为寄托、为依赖的东西。我们曾经、今后还需要用对待神的方式来对待土地，敬畏它、善待它。这是西藏，我曾遇到的两个喇嘛，他们要五体投地、爬六个月甚至爬一年从西藏的边缘爬到拉萨的大昭寺去朝拜。每走一步，都将五体投地，贴近土地，沿路的一个个玛尼堆在标识着路途的远近和方向。再看这幅画，这是个在西藏民族中流传了1000多年的关于青藏高原大地魔女的故事。每个寺庙都在她的关节上，这就是人跟土地的这种关系，土地神的关系。
中国汉民族的风水观念更反映了人与土地之神的关系，几千年来这风水的模式：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都是神啊，神化了的山水。朱雀是个神，南方的神，玄武是北方的神，青龙是东边的神，白虎是西边的神。所有的寺庙，所有的县衙，甚至北京的首都的选址都跟国家的龙、州府的龙、大地的龙脉、大地的血脉连在一起啊。这时候才会有国家和州府衙门的所谓法定地位啊。为什么古代皇帝尽管有无限的权力，但还是只称天子啊？他是天地的儿子，他必须跟天地建立一种联系，建立一种关系，否则就没有法定的位置，人家是不承认你的。所以说人跟土地的关系应该重新建立起来，建立人地关系的和谐。你可以看到一个村庄，这是广东的一个普通的村庄，背靠的是一个山崖，是一个风水林。前面是一个平原和一个案山。这是北京十三陵，每一个明皇帝陵都是靠着山啊。我们且不说它是什么封建迷信，它的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人必须依赖于土地，必须依赖于它的土地来建立自我，没有土地，没有跟土地的这种关系，我们的地位，人的位置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我们的先人要想方设法把土地神化，并建立人跟土地这种依赖的关系。
看这张幻灯，这是我自己的老家，我父亲每年春节一定要祭拜土地，从小我就跟他祭拜土地。再看这张幻灯，这是我到太行山考察，可以看到，太行山很贫穷啊。房子都是石头垒的，屋顶也是石板的，但是娘儿俩日子过的非常愉快。你看他们充满着喜乐的笑容，我看比我们城市人笑的还灿烂。为什么？她背后有一个土地爷，她知道她春天种下的一颗玉米秋天会长出玉米穗来。种下一粒，它可以长出一百、一千粒，所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棵子”，土地会报答他的艰辛。所以说她充满着喜悦，这喜悦来自精神的寄托，来自对土地的寄托。
因此土地需要人去读啊，去品味，去体验。正如读一首诗，品味一幅画，体验过去与现在的生活。因此土地需要人去关爱去呵护，就象关爱自己和爱人，这就是关于土地的态度。当然土地也需要去设计、去改造、去管理以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这是关于土地的设计。
关于土地的设计，国际上专门有一门学科，叫景观设计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更确切地说是“土地设计学”。景观设计学就是土地的分析、规划、设计、改造、保护、管理和恢复的科学和艺术。我们国家连这个学科现在都还没有正式在教育部门设立。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在争取设立这个学科，但现行的教育体系，很难突破，要去新设这么一个学科太困难了。目前我们的教育体制中尚只有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国际上，人居环境的设计学科由建筑学、景观设计学和城市规划学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所构成，而我们是三缺一的，关键在于缺乏对土地的设计。因为没有这个学科体系，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人才来科学地建立人跟土地的和谐关系。我们培养了许多工程师，都只知道工程的处理，只知道防洪用防洪的工程，只知道发电用的水利工程师，只知道盖房子的土木工程师，但就不知道这房子应该怎么盖在土地上，就不知道防洪可以用土地上的整个湿地系统来解决。因为缺乏这么一个土地设计的学科体系，我们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整的这么一套人马能担当我刚才所描述的人地关系的协调重任。所以在座的部长如果谁是教育部的，我是衷心希望能推动这个学科的尽快建立，否则我们国家还处在这样一种不知道综合、科学地处理土地问题的状态，所要培养的人才叫做景观设计师，或土地设计师。他的终身目标就是实现人—建筑—城市以及人的一切活动和生命的地球和谐相处，使我们的生活具有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天地-人-神”的和谐。
5. “反规划”与生态基础设施建设
前面我讲的是理念的问题和学科的问题，最后第五部分我来讲一下方法的问题。反了这么多、破了这么多，怎么来确立一套理论和方法把问题解决了？这个方法我把它称之为“反规划”与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现在都懂得建设高速公路和市政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就没有考虑去建设一套生态基础设施来永远地保障我们的城市和居民能够安全健康地生存，也没有一套国土生态基础设施来保障国土安全。“反规划”做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区域和城市的生态的基础设施。我们先把高速公路和市政基础设施修好，然后城市才可以生长，才可以建设，但是它的对立面，它的另一个方面，它还有一套基础设施，就是维护你这个城市健康生态的基础设施。本质上讲，生态基础设施是城市所依赖的自然系统，它是城市及居民能持续的获得自然服务的基础。这个生态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康体休闲、美育，不仅仅是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更广泛的包含一切能够提供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系统、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它是个完整的概念，而不能再分成这个是林业部门管的，那是园林部门管的，那是环保部门管的。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波士顿蓝宝石项链，一百多年了，还保留着，当时还是一片沼泽地和河流廊道。当时景观设计师就告诉波士顿的市长，把这片地给买下来，当时很便宜，保留成绿色的廊道，有文化遗产，有历史，有自然地。将近150年了，现在变成城市中心的一条“蓝宝石项链”。
但是，要建立生态基础设施，必须首先改革中国现行城市规划方法和法规。下面我就讲一下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5.1 反思传统规划方法
传统的城市规划总是先预测近中远期的城市人口规模，然后根据国家人均用地指标确定用地规模，再依此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和不同功能区的空间布局，这一传统途径有许多弊端，包括：
弊端之一，城市与区域的整体的有机性没有得到尊重。从本质上讲传统的城市规划是一个城市建设用地规划，首先它就把土地划了红线了。这城市100万人口，就给你100平方公里的土地。法定的“红线”明确划定了城市建设边界和各个功能区及地块的边界，剩下的才是自然的地方，剩下的才是农业，才是林业，甚至连绿地系统也是在一个划定了城市用地红线之后的专项规划。它从根本上忽视了大地景观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缺乏区域、城市、及单元地块之间应有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就象文革中划分“五类分子”似的，用同样的理念来划分我们这块土地。土地被切割了。所以，传统方法忽略了大地是一个有机整体。它认为大地是没有生命的，所以它可以划出一块地来，说是“城市建设用地”。
弊端之二，城市是一个多变的复杂的巨系统，城市用地规模和功能布局所依赖的自变量(如人口)往往难以预测，从而规划总趋于滞后和被动，当然，也有“超前”的规划使大量土地撂荒。实际上都导致了城市扩张的无法和无序以及土地资源的浪费。中国五十年来做了五十年的规划了，差不多没有一个城市说是通过预测人口能够来科学地建城市的。深圳当时预测2000年的人口是100多万，并按此来规划，结果到2000年达到了700万，差距多大！北京更是这样，谁都没有预测准过，如果用统计学上的精确性来衡量的话，简直是荒唐。所以，用传统预测人口的方法来预测城市和以此为依据来规划城市，是不行的。中国五十年来，影响城市人口的主要是政策，政策变了，整个城市人口就变了。开始就是反对城市化的，上山下乡都是把城市人口疏解到农村。后来又鼓励城市化，现在又开始加快城市化、想尽各种方法推动城市化，城市人口迅速膨胀。所以说任何数学方法都不适用，那你这个根据人口的城市规划怎么可能是可靠的呢？所以这个方法论是错的。我们过去的城市规划大多数是滞后于城市发展的，当然也有做的很超前的。比如北海曾经是很超前的，珠海当时也是超前的。结果你现在到北海去看看，你到珠海去看看，宽广的马路上长了野草，机场上长了野草，负债累累，整个是所谓的超前的规划。所以说方法不对，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是没法预测的。如果基于人口来确定你这城市怎么做规划，来所谓的量体裁衣的话，你这个衣服永远做不好，要么是穿紧身衣，要么是穿睡衣。
弊端之三，城市与土地的关系是颠倒的。也就是从本质上讲，传统的城市规划是一个城市的建设用地规划，城市规划做了半天，做什么？它就是为了批地，建设用地规划，就是为了盖房子。城市的绿地系统和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是被动的点缀，是后续的和候补的。而且在现行规定里头，其它的规划是在城市整体规划框架下进行的，这本身就是错了。从而使自然过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得不到保障，城市与土地的关系颠倒了。我刚才讲，城市本来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土地是母亲，城市是一个胎儿。古代中国“风水”就说，城市是个胎儿，城市的所在地是“胎息”。但是我们恰恰是先造胎儿再造母亲，大地好像是不存在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划到建设区以后，全部就是建设用地，自然就不存在了。哪怕是画着公园，这个公园也是要重新推倒旧有的植被，种上花卉，种上这个观赏植被，把它做成号称为公园的人工景观。自然植被的概念、自然地的概念是不存在的，自然系统的概念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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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端之四，不能适应城市开发与建设主体的转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城市建设主体已经从政府和国家，逐渐转变为开发商，到今天，我们的城市建设主体已不再是政府了。计划经济时代是政府自己做规划，自己搞建设，但现在可不是这样。现行的城市规划方法却仍然保留前苏联人传给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方法。现在是政府做规划，房地产开发商来建城市。但是开发商可比我们懂得土地的价值，开发商懂得如何去建，我们规划师根本不明白市场，结果我们非要做规划，让开发商去建，非要给他规定这个盖什么，那个盖什么。规划师对市场不甚了解，却想着要控制市场，从而导致规划的失灵。这显然是我们在做不该做的事情，该做的事情没做。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该做的事情就是不建设用地的规划和控制，所以需要“反规划”，就是首先我们应该确定不建设的区域和土地系统，该建设的东西让开发商去建设，不该建设的东西是政府要做的，由市长和规划局长代表公众去做，确定我们建设部门真正应该控制、应该保护的东西。所以说规划必须反过来做，不是说去做一个建设规划，首先应该做一个不建设规划，做一棵生命之树，让城市建筑和市政功能体成为这棵生命之树上的果实。先把母亲的健康保证好，城市自然就在上面生长了。这就是这个理念的全部的核心。“反规划”的思考方法就是排斥法，记得我们考托福，考不出来的时候，就把那些明显有错误的答案先排除掉，剩下可能就是对的了。“反规划”告诉土地使用者不准做什么，而不是告诉他做什么。而现行的城市规划和管理方法规恰恰在告诉人们去开发去建设什么，而不是告诉人们首先应不做什么。城市的规模和建设用地的功能是在不断变化的，而由国土上的河流水系、绿地走廊、林地、湿地构成的生态基础设施则永远为城市所必须，是需要恒常不变的。因此，面对变革时代的城市扩张，需要逆向思维的国土和城市规划方法论，以不变应万变。即，在区域尺度上首先规划和完善非建设用地，设计生态基础设施，形成高效地维护城市居民生态服务质量、维护土地生态过程安全的大地景观格局。
5.2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战略
应用“反规划”理念，通过对未来区域和城市生态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景观元素和结构的规划控制，建立生态基础设施。为此提出以下十一大战略，以下是其中的一些关键战略：
第一大战略：维护和强化整体山水格局的连续性
城市之于区域自然山水格局，犹如果实之于生命之树。维护区域山水格局和大地机体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是维护城市生态安全的一大关键。古代堪舆把城市穴场喻为“胎息”，意即大地母亲的胎座，城市及人居在这里通过水系、山体及风道等，吸吮着大地母亲的乳汁。破坏山水格局的连续性，就切断了自然的过程，包括风、水、物种、营养等的流动，必然会使城市这一人文之胎发育不良，以至失去生命。历史上许多文明的消失也被归因于此。
古代“风水说”称，断山断水是要断子绝孙的。现代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告诉我们，连续的山水和自然栖息地系统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吃的三文鱼就是在林子里头的小溪里产卵，在海里头生长，如果这条河流给断了，那三文鱼也没有了;长江里头好多鱼也是这样的。我们爱吃的武昌鱼是在武昌上游的湖泊里产卵繁殖，然后到下游的长江里生长。河流廊道是大自然唯一的连续体，水是唯一的连续体。来之喜马拉雅山山顶的一滴雪水，可以流到太平洋去，因为河流是连续的。所以上游山谷和湖泊的鱼卵和幼体能够在太平洋中生长，因而有了生命的连续。所以，这个国土只有维护它的自然过程和格局的连续性，才能有它生命的可持续性。否则这个这块土地是死的，生命是要断绝的。
当年永乐大帝，明王朝在北京建都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十三陵开辟陵园。他的保护范围一直在西山，在西山脚下要伐一棵树，都是要坐牢的，要开矿，是要坐牢的，这是明文规定的，为什么？他为了维护整个连续的风水。这个是明王朝的风水的概念，当然，他那是直觉的、前科学的，那完全是一种风水理念。但是现代的生态学、现代景观生态学已经告诉我们连续的生态学意义。一只黄鼠狼从山上下来，它要沿着绿色道来走，它绝不能横穿马路，横穿马路，就被轧死了。美国的研究表明，高速公路是动物的第一大杀手，所以说，维护自然绿色廊道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是何等重要。
这是我们在浙江台州做的一个规划，这是个“反规划”的例子。就是如何首先维护土地的完整性，水系整体网络的连续性，如果把这个维护好了，我们的防洪就简单多了，旱涝就不会这么严重了。这是我们对北京西山水脉的研究，北京西山地区和整个北京地区的水脉应该得到完整的保留。
第二大战略：维护和恢复河道和海岸的自然形态
河流水系是大地生命的血脉，是大地景观生态的主要基础设施，污染、干旱断流和洪水是目前中国城市河流水系所面临的三大严重问题。于是以防洪、蓄水和治理污染为口号的河流治理往往被当作城市建设的重点工程，“民心工程”和政绩工程来对待。然而，人们往往把治理的对象瞄准河道本身，殊不知造成上述三大问题的原因实际上与河道本身无干。于是乎，耗巨资进行河道整治，而结果却使欲解决的问题更加严重，犹如一个吃错了药的人体，大地生命遭受严重损害。这些“错药”包括：
1） 大错之一：高堤防洪：必须认识到，在全国普遍缺水的情况下，洪水是资源。洪水之所以变得如猛兽豺狼，只应我们没有善待河流水系。防洪之道决不在高筑河堤，而在建立一个滞洪的湿地系统，从区域尺度上解决水资源的蓄留。100年一遇、500年一遇的水泥堤岸可以休矣，无论从短期经济利益还是长远国土生态考虑，都告诉我们必须走区域生态之路来协调旱涝之灾的问题。
2） 大错之二：水泥护堤衬底。大江南北各大城市水系治理中能幸免此道者，几乎没有。曾经是水草丛生、白鹭低飞、青蛙缠脚、游鱼翔底，而今已是寸草不生，光洁的水泥护岸。水的自净能力消失殆尽，水－土－植物－生物之间形成的物质和能量循环系统被彻底破坏；
3） 错之三：裁弯取直。古代“风水”最忌水流直泻僵硬，强调水流应曲曲有情。只有蜿蜒曲折的水流才有生气，有灵气。现代景观生态学的研究也证实了弯曲的水流更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有利于消减洪水的灾害性和突发性。
4） 大错之四：高坝蓄水。至少从战国时代开始，我国祖先就已十分普遍地采用作堰的方式引导水流用于农业灌溉和生活，秦汉时期，李冰父子的都江堰工程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作。但这种低堰只作调节水位，以引导水流，而且利用自然地势，因势利导，既保全了河流的连续性，又充分利用了水资源。大江、大河上的拦腰水坝已经给这一连续体带来了很大的损害，而当所剩无几的水流穿过城市的时候，人们往往不惜工本拦河筑坝，“美化”城市，从表面上看是一大善举，但实际上有许多弊端，包括：变流水为死水，富营养化加剧，水质下降，如不治污，则往往臭水一潭；破坏了河流的连续性，使鱼类及其它生物的迁徙和繁延过程受阻；影响下游河道景观，生境破坏；丧失水的自然形态，水之美在于其丰富而多变的形态。城市河流中用以休闲与美化的水不在其多，而在其动人之态，其动人之处就在于自然。
第三大战略：保护和恢复湿地系统
湿地是地球表层上由水、土和水生或湿生植物相互作用构成的生态系统。湿地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被誉为“自然之肾”，对城市及居民具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和社会经济价值。包括：提供丰富多样的栖息地， 调节局部小气候，减缓旱涝灾害，净化环境，满足感知需求并成为精神文化的源泉，教育场所，等等在城市化过程中因建筑用地的日益扩张，不同类型的湿地的面积逐渐变小，趋于消失，或富营养化，对其周围环境造成污染。所以在城市化过程中要保护、恢复湿地，避免其生态服务功能退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们在填埋湿地。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湿地概念来对待国土。湿地是决定国土健康与否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为什么美国很早就出现湿地法、湿地保护法？湿地是维持土地水分平衡，防止洪涝灾害的关键。中国为什么这么多洪涝灾害？湿地系统破坏了。很简单，我们的水利部门只管河流廊道，湿地不是水利部门管的，而环保部门又管不了河流廊道，所以河流被切割了，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不做防洪堤，实际上你也可以解决防洪问题，靠什么？靠湿地系统和水系统，变成一个连续的网络。湿地就是海绵啊，下雨时，它能够吸收大量的水呀，旱季就可以渗出水啊。
第四大战略：建立无机动车绿色通道
国际城市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以汽车为中心的城市是缺乏人性、不适于人居住的，从发展的角度来讲，也是不可持续的。“步行社区”、“自行车城市”已成为国际城市发展追求的一个理想。
然而，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城市，似乎并没有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中获得启示，而是在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效仿西方工业化初期的做法，“快速城市”的理念占据了城市大规模改造的核心。非人尺度的景观大道，环路工程和高架快速路工程，已把有机的城市结构和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单位制”社会结构严重摧毁。步行者和自行车使用者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被汽车所排挤。
你看，还在几年前，80%的北京人是靠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上下班，那时候很少有堵车和上班迟到的事；再看现在的北京，我们放掉了以前骑车的方式，以开车为时尚。不久会发现，对许多人来说开车将变成是被迫的了。现在的美国和欧洲，正在以骑车为时尚。但是再过五年，或者最多也就十年二十年，我们也会以骑车为时尚，可以看到我们的时间差。但是等到我们再缓过劲来时，再想骑车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可以骑车的路了，我们的路全被汽车给占了。中国城市正在扩张，未来中国的城市至少比现在大三倍，所有的城市可能要比现在至少大三倍，所以这个时候要建立一个城市格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关键的战略性的规划在开始的时候，国土部门和建设部门就应该制定绿色通道，城市中要将绿色通道留出来。沿河流也好，沿社区间的绿地也好，建立起社区间的绿色通道。上下班将来靠骑车，中国将来一定要靠自行车和公交来解决交通问题，决不能靠小汽车。北京现在已经出现严重的交通堵塞现象。更何况中东问题，更何况我们的石油危机问题，中国要和平崛起啊，希望寄托在自行车上和轨道交通上。中国如果寄托在汽车上，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就会受到威胁，这是免不了的。国家间的能源竞争，跟美国的竞争，跟日本的能源的竞争，你不能不跟他们在中东、东亚发生竞争，一定是要发生摩擦的。所以真正解决的对策是解决绿色交通，而绿色交通的关键是在规划城市的时候就要留出非机动车的绿色通道和沿轨道交通线的城市布局。你想想看，如果从北京的核心区能一直骑车到西山的话，那该多畅快！一个或半小时我就骑到西山去了，上班既解决锻炼问题，又节能。
所以西方人早就开始认识到这个，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强调建立非机动车道，但是他们是付出代价的。因为他们城市已经定型了，他需要拆掉城市的部分，他需要拆掉道路。最近几年，在美国波士顿一个叫大开挖的工程花了200亿美元，把穿越城市的快速车道埋到地下去，重新在地面上恢复绿色廊道和步行、自行车空间。我有幸参与了其中一段的设计。人家花了200个亿，而我们现在是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就可以实现。为什么？我们的城郊的土地还有余地、还是农田，所以你把这个系统保留下来，留给后代，留给十年以后，一定是会有很好的结果。这也是和平崛起的战略性规划。
大家现在都在向往汽车，所以根本不考虑自行车问题。加拿大有一条横贯整个国家的绿色的自行车道，整个畅通无阻。在中国完全可以建立这样的绿色自行车通道，大运河就是其中一条，大运河将来一定是这样一条绿色廊道。现在不去规划建设，将来也要建，但将来要建可能要花上几个亿，几百个亿来建，现在来建可能是不需要花多少钱。所以说差别就在这，我们必须站在战略高度来认识。
所以，作为城市发展的长远战略，利用目前城市空间扩展的契机，建立方便生活和工作及休闲的绿色步道及非自行车道网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绿道网络不是附属于现有车行道路的便道，而是完全脱离机动车道的安静、安全的绿色通道，它与城市的绿地系统、学校、居住区及步行商业街相结合。它将是应对未来全球性能源和石油危机的关键性战略，必须从现在开始建立。
第五大战略：建立绿色文化遗产廊道
绿色文化遗产廊道是集生态、休闲与教育及文化遗产保护等功能为一体的线性景观元素，包括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沿线。它们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路线，并将人类驻停与活动的中心和节点联系起来，体现着文化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发展历史在大地上的烙印。从早期山区先民用于交通的古栈道和河边的纤道，到秦始皇修建辐射在中华大地上的驰道，和隋炀帝开凿横贯南北的京沪大运河，众多具有数千年或数百年历史的文化遗迹如明珠闪烁般被线性景观串联起来。要注意，关于遗产的概念，不光是5000年、3000年的遗产或几百年的遗产才有价值，脚下的好多文化遗产都可能有重要的价值，50年，30年的遗产也有价值，我们把中山市的粤中造船厂改造成了一个城市公园，就是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遗产来对待的，获得了多项国际奖和国内大奖（图-17）。
图-17 广东中山歧江公园：利用造船长旧址和乡土野草，简称独具特色的公园。
在中原大地，在河南、河北走一下就知道了，到处都是战国时代留下的土城啊，现在都在消失过程中。我们的城市规划，我们的土地规划首先应该把它们圈成一个个不建设区域，建立起绿色廊道。你要搞绿地系统建设就沿着这个来搞。它们将是我们后代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基础设施。
然而，随着城市的持续扩张、以及交通方式的改变，特别是现代高速路网的横行，这些线性历史景观被无情地切割、毁弃。即便许多节点被列为地方、国家、甚至世界级的保护文物，但它们早已成为一些与原有环境和脉络相脱离的零落的散珠，失去其应有的美丽与含意。将这些散落的明珠串联起来，与同样重要的线性自然与人文景观元素一起，构成城市与区域尺度上价值无限的宝石项链。这同时又是无机动车穿行的慢步道和自行车走廊，它将是未来市民的生态休闲与文化教育及环境教育的最佳场所。
可以预见，融历史文化、自然生态及旅游休闲和文化教育为一体的绿色遗产廊道将在未来中国大地景观上构筑起一个迷人的网络。
我特别赞成单霁翔局长最近提的一些关于大运河遗产、大运河保护的观点。今年暑假，我们从文物局拿了一个课题就是专门研究大运河遗产廊道整体保护的。今年暑假我们组织了三十个研究生骑车考察大运河。沿途考察，目前情况非常危险。存在的问题很多，污染不用说了，断流不用说了，河道也成了垃圾场。文物遗产正在被毁，有的已经消失了，再也找不到了。运河廊道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样的廊道不应该再搞水泥，再把它变成单一的输水功能或者单一的防洪功能，或者单一的航运功能来考虑，大运河必须整体地设计，整体地规划。必须把水利部门、国土部门、农业部门当然还包括环保部门和文物部门统一起来做一个整体的大运河保护规划和利用战略。绝对不能用单一的工程方法来对待大运河。把它变成输水管道或把它变成航运管道都将带来很大的灾难的。这个大运河是中国的民族身份，它的价值、它的意义远远地高于长城的价值，它是真正促进中华民族发展和融合的因素。对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说，大运河输水应该是一个契机，但是如果做得不好，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做得好，会给未来留下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多功能的廊道。
这个廊道有三大功能。第一，它是一条生态廊道，它串联了从南到北一系列湿地系统。像南四湖，骆马湖、太湖等，它把中国东部的五大水系都串联在一起。这是中国唯一的一条横贯南北的河流，而且是人工的河流。从北温带到北亚热带，从北京骑车可以看到北方的杨树和柳树，一直看到南方的水杉和樟树，所以是一个中国自然和文化景观的南北大剖面。刚才我讲了杭州湾地区的一张照片，房子都盖满了，没有空隙了。但是如果沿着这条运河来建立一个生态廊道的话，那将给大地留下一口生气。所以，这是中国东部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有战略意义的生态廊道。
第二，当然更重要的是，它是条遗产廊道。24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一条邗沟了，后来陆陆续续连在一起了，变成了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一条运河，好多都是具有世界级遗产价值的。现在都在消失之中，应该用遗产廊道和文化线路的方式来把一些孤立的文化遗产串联在一起。真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体系，所以遗产面临着消亡，我们走完以后才感觉到非常令人心痛。
这条遗产廊道的第三个战略性的资源，是它作为未来中国东部的一条休闲廊道。为什么这么重要？休闲也是战略性资源。美国东部有一条阿帕拉契山步道。每一个美国人，以走过这条阿帕拉契山的休闲道为自豪，它需要花一个暑假的时间才能走完这条廊道。中国的这条大运河，未来的中国的年轻的学生肯定以走完大运河为自豪，所有的青年、所有的大学生一辈子要走一次，从北京骑车一直到杭州，这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的。走的过程中，你不光是体验到自然的美啊，像阿帕拉契山只是自然的美啊，我们还有遗产呢，你可以一路学到中国的这么长的历史，2000多年的历史都在这遗产当中。你还可以沿途看到不同地方的风俗，不同地方的宗教信仰，甚至那个烙饼都是不一样。北方烙饼到南方烙饼都变了样了，都可以沿着这条运河廊道看到。沿途的清真寺，沿途的诗词歌赋，沿途的故事，所以说三种重要的战略性的资源必须要部委级以上领导统一做出决策，统一的规划制定战略性的保护措施，然后你才能给后代留下一条国土上的绿色遗产廊道。所以赶紧要出台政策，赶紧要制定国家战略，这太重要了。
第六大战略：溶解城市，保护和利用高产农田作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
保护高产农田是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模式也将乡村农田作为城市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网络技术、现代交通及随之而来的生活及工作方式的改变，城市形态也将改变，城乡差别缩小，城市在溶解。而大面积的乡村农田将成为城市功能体的溶液，高产农田渗透入市区，而城市机体延伸入农田之中，农田将与城市的绿地系统相结合，成为城市景观的绿色基质。这不但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为城市居民提供可以消费的农副产品，同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休闲和教育场所，日本筑波科学城就保留了大片的农田，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英国在1979年时就有20多个社区引入城市农田，还有相应的机构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法国在建设新城时引入农业景观,把农田作为绿地引入城内及城市周围，使城区的绿地、水面达到40%，并用农田作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隔离带,他们称之为“建设没有郊区的新城”。
高产农田应该保留在城市中，城市中可以有农田，沈阳有一所建筑大学，新校园刚刚建成，校长说没有多少钱来美化和绿化校园，于是，我就给他们设计了一片东北稻子，结果效果很好，因为原来这地方就曾经是稻田（图-18）。但很遗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农田一旦划为城市建设用地，我们农田就排斥在城市之外去了。像北京城市建设区，农田都不让存在了，甚至北京郊区不准种水稻了。水稻也是湿地。看幻灯片，这是五年前北京的京西稻，颐和园前面，现在都不让种了，都变成园林绿化的了，变成种花种草的了。实际上与种花种草相比，水稻更好啊，它既是湿地，又可以生产粮食，而且国外的调查表明，愿意到农田去休闲的人远远多于到公园去休闲的人。
图1-18 稻田进入城市：沈阳建筑大学校园
早在20年前，生态学家Odum就指出由于人类的小决策主导，而不做大决策，是导致生态与环境危机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人也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而对异常快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规划师和城市建设的决策者不应只忙于应付迫在眉睫的房前屋后的环境恶化问题，街头巷尾的交通拥堵问题，而更应把眼光放在区域和大地尺度来研究长远的大决策、大战略，哪怕是牺牲眼前的或局部的利益来换取更持久和全局性的主动。从这个角度来讲，眼下轰轰烈烈的城市美化和建设生态城市的运动，至少过于短视和急功好利，与建设可持续的、生态安全与健康的城市，往往南辕北辙。同时，必须认识到，在一个既定的城市规模和用地范围内，要实现一个完善的生态基础设施，势必会遇到法规与管理上的困难。所以，决策者非凡的眼光和胸怀，以及对现行城市规划及管理法规的改进，是实现战略性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基础。初步的实践已经表明，只要地方长官有科学的发展观，这种生态基础设施的基础是可以实现的（图-19）。
图-19 一个可以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设施（浙江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