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在空谷中呐喊

　　冯骥才：当代作家，生于１９４２年，原籍浙江慈溪，生于天津。从小喜爱美术、文学、音乐和球类活动。１９６０年高中毕业后到天津市书画社从事绘画工作，对民间艺术、地方风俗等产生浓厚兴趣，１９７４年调天津工艺美术厂，在工艺美术工人业余大学教图画与文艺理论。１９７８年调天津市文化局创作评论室，后转入作协天津分会从事专业创作，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国笔会中国中心会员、《文学自由谈》和《艺术家》主编等职。著有长篇小说《神灯前传》，中篇小说集《铺花的歧路》、《啊！》，短篇说集《雕花烟斗》等。短
篇小《雕花烟斗》和中篇小说《啊！》、《神鞭》分获全国优秀短篇、优秀中篇小说。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文字在国外出版。冯骥才以写知识分子生活和天津近代历史故事见长，注意选取新颖的视角，用多变的艺术手法，细致深入的描写，开掘生活的底蕴，咀嚼人生的况味。

　　在空谷中呐喊

　　冯骥才愿意人家称他为“大冯”，据说这是当年他在天津男子篮球队时队友的称呼。那时候冯骥才高大威猛，身手矫健，出任中锋，能像迈克尔·乔丹那样拔地而起，进行空中大扣篮。当时的天津篮球队可不得了，相当于今天的甲级队，拿冠军。那时候冯骥才刚１９岁，大冯这名字便透着激情，显得很体育。如今，冯骥才已６０岁了，除了在篮球上的成就外，他已成了著名作家、著名画家、著名学者，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并兼任两本刊物《文学自由谈》和《艺术家》的主编。在采访中我问：“这么多的头衔，您最愿意别人称您什么？”冯骥才一时没回答上来，吭哧了半天说：“还是叫我大冯吧！”望着他那已有的白发和眼角的皱纹，大冯这称呼别人可以，反正我不敢。他毕竟是我们的前辈，称他为“老冯”还可以，又显得不敬，称他为“冯老”，他又不干，那就称他为“冯老师”吧！

　　城市文化保护比写一部小说更重要

　　我问：“冯老师最近正忙什么呢？”我这纯粹是见面寒暄的问候没想到却引起了他极大感慨。冯骥才说：“忙，忙得要命，如果能'克隆'自己，我恨不能再克隆出两个冯骥才来，一个去画画，一个去写小说，现在的我去进行城市文化的研究和保护。最近我有很多的小说灵感，我一直在克制自己，我不但没写小说也没有画画，现在的画都是９６年以前画的。在国外搞了几次大的画展之后，从９６年开始我把精力都投入到城市文化的研究和保护上了。５年了，这方面的工作进行得很艰难，也很苦。对天津的老街和古建筑，５年拍了３万多张照片，请了１００多个摄影家，全部都是我自己提供的经费。印成大画册，画册从市委书记、市长开始挨个送，一人一套，一千三百多块钱一套，写上'这是你最珍爱的城市'。对城市的保护用了我相当大的精力，我也不知道今后还会用我多少精力，但我会坚持下去。我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外的一些建筑师和文化组织的注意，他们主动和我联系，认为我做的事十分重要。我曾看到徐坤写的一篇文章，对我有很大鼓舞，徐坤讲在一个后现代的时期，媒体极为发达，知识分子不一定用传统的方式来表达。”

　　在去年的１２月份，天津有一条有６００年历史的老街要拆了，冯骥才为这条老街奔波了３个多月。他先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结果报社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冯骥才的这类文章不能发了，连电视台也接到了这类通知。这时老街却在加紧拆，冯骥才急了，通过广播电台在别的节目中，穿插一段继续呼吁。仅有呼吁是不够的，冯骥才觉得该是行动的时候了。这时，冯骥才想到了邮局，通过邮局发明信片。天津市有３万多邮迷。这条即将被拆的街叫故义街，比北京的大栅栏还早，当年北京的大栅栏都是学的天津的故义街。冯骥才以故义街为画面通过邮局出了一套明信片，共印了２千套，然后在一个广播节目报上登了一个小新闻，说冯骥才将在某日签名售明信片。到签名售明信片之日，冯骥才心里也没有谱，不知有无人来，带了１千套去试试。到现场一看，冯骥才大吃一惊，购明信片的人群顺着马路排成了长龙。

　　“那天刚好牛群来找我。我对牛群说，牛弟，你来得正好，你帮我，咱俩一起签名，你签得快。”

　　牛群笑眯眯地答应了，两人干了一上午，签了一千三百套。在签之前邮局局长讲话说，愿意和冯先生合作，愿意和文化合作，提高文化品位。冯骥才却醉翁之意不在酒，把邮局局长装在套儿里去了，在队伍前大讲保护故义街。冯骥才的讲话在老百姓中产生了共鸣，明信片售完后，老百姓便在故义街开始贴标语，写着“龙脉不能丢，古街不能拆”。

　　“我当时成立了几个组，第一组录像，把整条街录下来；第二组拍照，当时拍了几千张照片；第三组专门录音，采访原居民，进行口述实录。”

　　最后冯骥才连续两次在中央电视台电视新闻节目发表谈话，呼吁保护天津故义街。《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冯骥才文章，大谈保护城市文化的重要性。这样，天津市政府压力很大，最后开会搞了一个保护性改造方案。

　　“天津市副市长对我说，大冯这下你该满意了，这回房地产商赔了６千万。”

　　这个房地产公司叫“万隆”，后来老百姓编了一个顺口溜，叫“冯骥才加谦祥义，万隆少了一个亿”。谦祥义是民国初年的建筑，是当时冯骥才呼吁保护的重点对象。北京大栅栏也有谦祥义，只不过是个分店。

　　“当时我和市领导开玩笑说，你们要保护我，哪天被他们砍了怎么办？好家伙！人家少了一个亿呀！后来我和房地产商见了面，气氛还是比较友好。我首先向万隆公司表示敬意，宁愿赔６千万，也要执行保护性改造方案，这是为城市文化保护做了贡献。我还说，这也不是赔了６千万，只不过是少赚了６千万。我开玩笑说，如果计划拆故宫，后来又决定不拆了，你还少赚几百亿呢！”

　　后来，冯骥才把这件事的全过程写了一本书，叫《抢救老街》，目前，该书即将出版。冯骥才说：“我认为这件事比我写一部小说还重要，因为它表现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关切，是一个重大的主题。”

　　我问：“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为什么从城市建筑开始呢？”

　　冯骥才说：“毫无疑问，一个民族的建筑是这个民族文化最直观、最具体的反映，这比书本形象生动得多，这是民族文化的精华。中国多元的文化传统在现代化的冲击中已趋于死亡，这一点从城市建筑中最能体现。我曾做了个试验，我在北京、天津、上海各拍一张照片，然后登在《文汇报》上。我在配文中声明，这三张照片谁要能准确判断出是哪个城市，我发奖。结果没人能分得清。可见我们城市建设已失去了文化特色。”

　　“现在的拆迁很生猛，一片民居一瞬间就没有了。”我说。

　　“现在全国都在旧城改造，把一片片街道、胡同、弄堂都铲掉了，变成一个个所谓的'罗马花园'、'香港国际村'、'美国小镇'，这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在这一点上大陆不如台湾和日本，台湾的一些小区的名字用的都是中国名字；日本人也绝不会起这样的名字。包括台湾出产的文化品起的都是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名字，日本也是。只有我们连农村的理发店也叫'威尼斯发廊'、叫'蒙娜丽莎'。最可怕的是农村的小镇上到处是外观西化的小洋楼、尖顶。连农村生产队长贪污点钱也要盖'别野'（墅）。可见，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这个时候我哪有心情画画，去写小说。”

　　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已断

　　冯骥才出名是从文学开始的，虽然他从事绘画的历史要比写小说的历史长得多。在２０岁那年冯骥才因比赛受伤退出了体坛，转入天津书画社，专事绘画。当时以摹制宋代北宗山水及风俗画为主。“文革”期间饱受磨难，曾秘密写作，藏匿于砖底墙缝间。“文革”后文坛兴起伤痕文学，冯骥才以小说《啊》走上文坛。这“啊”的一声大喊使他一鸣惊人，成为后来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１９８５年后文坛开始寻根，冯骥才开始写文化反思小说，以一双《三寸金莲》，迷倒了无数读者。冯骥才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巨大的，到目前为止，他已出版了各种作品集５０余种，各种译本３０余种。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冯骥才的兴趣渐渐从文学创作转向绘画，并在中国各大城市和世界各地举办个人画展，他以中西贯通的绘画技巧和含蓄深远的文学意境，在中国当代画坛独树一帜，被评论界称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

　　１９９６年以后，冯骥才几乎从文坛和画坛消失，文化研究和城市文化保护成了他的中心工作。走进冯骥才在天津的工作室，就像走进了一个小型的博物馆，各种出土文物摆满一屋，坐在那里一下便被五千年的历史包裹了，各种文明的碎片像不落的陨石，在空气中飞翔。关于文化的对话就这样开始了。

　　张者（以下简称张）：从９６年起，您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化您肯定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冯骥才（以下简称冯）：中国文化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思想文化，这其中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另一块是生活文化（包括民俗文化），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民文化。而维护封建保垒的就是封建文化，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儒家的东西。儒家文化保护了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使中国社会２０００年基本不变。封建社会要保持超稳定，他必须要创造一种文化来维持这种超稳定。中国的文化不能把世界的一切都解释清楚，所以中国文化中就有很多虚伪、功利的自圆其说的东西。“五四”时期要变革，要激活中国这个沉睡的狮子，结束中国社会的停止不前，要找原因自然而然地要朝着封建社会去。代表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儒家文化“孔家店”便成了首当其冲要砸烂的对象。

　　张：您的意思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再来一次“五四”那样的新文化运动。

　　冯：我们今天的时代和“五四”时期不同。现在是中西文化的冲突时期。今天的变革我们对文化的态度很冷静，我们甚至把传统文化都忘却了。从媒体上我们基本上感受不到传统文化的存在，有的是流行和时尚的文化。现在看来“五四”时期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过于粗躁了。鲁迅就认为一切古代的“四书”、“五经”、“古塔”、“玉佛”，通通都应该踩在脚下。当然，这是那个时代的变革所需要的。需要一种激烈，一种激情，需要要解决单方面的问题。在我们这个相对平稳的时代对传统文化就不应该再采取这种方式。我们需要冷静的分析，需要批评，需要思辨。

　　张：您刚才说我们今天处的时代和“五四”时期不同，这是对的。“五四”时期我们要砸烂封建传统的束缚，激活睡狮，然后去迎接现代文明的春风，如今我们需要保护自己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去“阻击”流行和时尚对我们的侵蚀。

　　冯：现在我们正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化”过程。全球化是全方位的，从政治、哲学、经济、科技、传媒到文化。文化不可能单独地逃脱出来。全球化是高科技和市场相结合的产物，而随着市场与高科技的发展还在不断给这种全球化注入激素。虽然全球化潮流的兴起，不过是近２０年的事，但它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谁拒绝它，谁最终一定会被日益加速的地球甩掉。全球化是一种霸权。在这种霸权的制约下，一种全球性文化的雏形已然出现。我把这种超地域的文化称之为“地球文化”。简明又形象地说，便是球星＋歌星＋电视＋汉堡包＋快餐＋好莱坞大片＋超级市场＋牛仔裤＋一切衣食住行的名牌商品，再加上全知全能的因特网。这是一种在当今地球上最流通的所向披靡的文化。它具有强大生命力与活力。它乘驾着比上帝还神通广大的高科技，通过市场管道，流通于国际市场，并成为地球上最具强势的文化主流。

　　张：在传统文化和流行文化的撞击中，传统文化显然处在弱势，所以我们提出保护传统文化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冯：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文脉已断。“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的确是史无前例的。这个文脉的衔接十分困难。我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外国老人，８０岁了，他在北京生活了６０年。这个老外说，我在北京认识了５代（一代１０岁）的中国人，一代不如一代。他讲的主要是文化人，指的是知识的视野、厚度、学养、个性魅力。５０年来，我们再也没出现像陈寅恪、王国维、梁思成……这样的知识分子，这种学贯中西的大师。“五四”时期的文气已断，所以中国文坛尽是些是非，报纸一登就是什么“胡风案”，“老舍之死”之类的。这和文化无关，对于一个迷恋中国文化的人来说这都是不屑一顾的事。

　　张：现在媒体对文化仿佛也十分关注了，比如今年纪念敦煌藏经洞一百周年，前不久老山汉墓考古的现场直播，这一些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都有好处。

　　冯：是的，完全可以利用电视的传播手段，利用互联网，但是要有一个主题。比方说纪念敦煌藏经洞一百周年，我们媒体做了很多报道，向老百姓介绍藏经洞是怎么回事。当然一些启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整个纪念活动没有主题。我认为敦煌学本身应当纪念。敦煌学将近一百年了，过去我们有一个观点，认为敦煌文物在国内，敦煌研究在国外，那么中国的敦煌学在世界敦煌学研究中的位置如何应当搞清楚。还有应当纪念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抢救敦煌文化中所做的贡献。中国所有最重要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敦煌文化的保护。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们，他们那种可歌可泣的行为，体现了中国知识界强烈的文化责任感，他们才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他们真正表现了一个泱泱大国的文化正气和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情感。当代知识分子有吗？你现在去敦煌看看，搞临摹的开始向老外卖临摹画了，找自己的路子了。连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情感都没有了。

　　张：这是另一种“卖国求荣”，出卖文化换取实惠。

　　冯：我们这个民族是重物质的民族，作为精神层面上的思想文化很薄弱。我们所有的宗教都是追求现世报，今天磕头是为了明天抱孙子，儿媳妇生了个儿子，然后弄个猪头去还愿。佛教进入中国之后，讲参禅顿悟的小乘佛教，作为灵魂自我修为的在中国没有流行，只是在知识界里有些人去参禅。但是所谓普渡众生的大乘佛教，拜佛能得到实惠的却在中国大为流行了。中国人把佛教改了，因为改了，适合了中国的文化，所以有巨大的生命力。这么一个实际的民族，在当前面临以商品经济为后盾的流行文化的时候，正对胃口。因为流行文化是最实用的文化。

　　张：听您一席话，觉得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前途很悲观。

　　冯：是的，我十分悲观。为什么呢？２千年的封建社会，历朝历代有哪个朝代的变迁是思想的变迁？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后来儒家的思想变成儒教了，道家的思想变成道教了，和知识分子没有太大关系。所谓的魏晋风骨，无非是追求个人的旷达和潇洒，这潇洒和旷达只不过表达个人的气质，这和思想无关。中国知识分子是不追求自由的，只追求自在。因为自由是集体行为，是社会的，是要冒犯朝廷的，而自在是个人的。所以中国古代绘画中在唐之后就没有人物画了，都变成了山水，基本上是消极的、遁世的。知识分子能发挥的空间有限，思想影响的可能性也十分小。

　　张：刚才我们谈的都是问题，悲观也好，失望也好，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谁也不会轻言放弃。您不就是一个例子嘛，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上了。

　　冯：保护中国传统的文化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实际上我们的传统文化人中也有很多光辉灿烂的东西，但问题也很多。怎么解决问题，怎么发扬我们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这个课题已摆在当代知识分子面前了。不久前我曾去过新加坡，新加坡有７６％的华人，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已无法解决新一代文化人的思想问题了。怎么办呢？他们搞了个新儒学，就是修改传统的儒家学说。比方：长尊幼卑，把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东西吸收进来。虽然要尊重长辈，但长幼之间又是平等的。让年轻人既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好的方面，又适应了新的时代。

　　张：这是个办法，我们能这样做吗？

　　冯：中国不行。新加坡的华人虽然在海外，但是儒家文化传统还是被他们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我们却把儒家的文化传统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对人的管理。几十年来我们基本上靠文化心理惯性来延续传统文化。这种东西没有支撑点，今天我可以听父亲的，明天我看了电影、电视，就可能造父亲的反，说电影里的“约翰”都不听爸爸的。

　　张：那么该怎么办呢？

　　冯：面对着传播方式给文化带来的负面问题，我想，文化交流首先不能完全被商业和市场而操纵，国家间高层次的、有计划的、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应起主导作用，同时对市场化的广泛的民间交流给予指导。在大众传播媒介日趋商业化之际，高层次的文化交流应该保留一席之地。这种文化交流甚至不能搞市场化。

　　张：最近政府在美国搞了一个中国文化节，效果不错。

　　冯：这种由国家主办的文化节将来应该多搞，大搞、特搞。

　　中国文学正在梦游

　　在采访冯骥才的过程中，他拿出了３本书，一本是他的大型画集，一本是他的文学作品集，另一本是关于天津老房子的摄影集。这３本书印刷都很精美，他让我们来访的三个人自选，一人送一本。当时，我毫不犹豫地把那本文学作品集拿在了手里。我告诉冯骥才，我是一个虔诚的文学爱好者。我说：“刚才我们谈论的话题是关于中国文化的。我认为文学是文化土壤中最茁壮的常青之树。可是，文学在今天似乎出了点问题，作为一个著名作家您对中国文学怎么看？”

　　冯骥才说：“文学被市场收买，被书商操纵了。现在有很多书是书商策划出来的，不是作家要写的。书商弄一个选题约作家来写，作家也愿意被书商收买，因为写出来了能卖，能赚钱。如果按照自己的想法写，没有出版社敢出，卖不出去怎么办？这样一来，作家们写的东西都不是最想写的，而是可以写的。这样的作品越来越没有原创力，没有生命的激情。真文学越来越少。现在中国是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没有精神，也不需要精神，如果作家真有了精神，也不会对读者产生影响。中国人天天在做发财梦，都梦想着明天用２块钱买一张彩票，然后中５００万元大奖。作家也没有产生精神的激情，你从生活中找不到可能产生思想和精神的素材。在生活中采集不到火种，作家无法燃烧起来。如果作家烧点虚火，也无法点燃读者，读者都是金属了，脑子想的都是钱，成无机物了，根本不能被燃烧。”

　　我说：“现在文坛还是十分热闹呀！每一年都有热点，作家也越来越年轻化。新生代作家还没火两年，７０年代后作家又产生了。现在刊物又准备推８０年代出生的作家了。美女作家更是层出不穷，书卖得也火呀！”

　　冯骥才哈哈大笑，说：“现在是一个无文学的时代，中国文学正在梦游。根本不清醒，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念去走路，走哪算哪。所以书照样出版，排行榜时时在公布，各种所谓的作家也层出不穷。媒体搞一个排行榜，制造一些作家的新闻，找几个热点炒炒，文坛也热热闹闹的，显得很繁荣。一些作家也愿意被炒，好玩，也能出点伪名。”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现在的文学创作无法和'文革'过后的８０年代初相比。当时的伤痕文学曾风靡全国，每一部小说的发表都能引起轰动。一本刊物可以发行上百万份，一篇小说的读者来信可以装几麻袋。做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你是身临其境的。可是，当年曾轰动一时的作品，现在再看什么都不是。您对当年的文学轰动效益有何评价。”

　　“文学为政治服务是我们的传统，包括伤痕文学，都是在政府的鼓励下才风靡全国的。那是为了拨乱反正，为了揭批'四人帮'，需要控诉。要改革开放了，政府要求团结一起向前看，搞'四化'，少揭伤疤。伤痕文学马上就过去了，跟着是改革文学。而现在政府关心的是经济建设，提倡创作自由。作家可以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了，可是文学一旦脱离了政治的牵引，自己便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了。”

　　“您认为文学在梦游时代，在这个梦游过程中，我们每年也出版了大量作品，在这么多作品中难道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吗？在梦游中哪怕是瞎猫碰个死耗子呢！”

　　“我认为没有真正伟大的作品。我认为没有产生伟大作品的可能。我们现在都有事干，但是精神又很空虚。只有大家都需要思想的时候思想才能出来，只有需要伟大作品的时候，作品才能面世。我说的需要是自然需要而不是消费需要。在'五四'时期，中国需要思想，'文革'之后中国也需要思想，所以才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我们现在不需要思想。”

　　“您对中国文学也十分悲观呀！”

　　“在近一阶段是这样的，无法产生伟大的作品。现在的文学作品有不错的，都是貌似大作品的东西。作家最关键是视野，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才行。”

　　“中国文学产生不了伟大的作品大家都很着急，特别是评论家，他们简直是恨铁不成钢呀，再也忍不住了，终于骂出了口，人们称这种评论为'酷评'。您对'酷评'是怎么看的？

　　“酷评实际是一种消费。比方王朔骂金庸了，大家觉得新奇好玩儿，想看看大侠如何表示，是反口相讥对骂，还是稳住阵脚，绵里藏针。然后再看其他名人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报纸和杂志就卖出去了，这都是消费。现在的文化都带有消费性。”

　　“您刚才说中国文学近一段时间无法产生伟大的作品，这一段时期大概要多长时间？”

　　“我很难估计。但是我现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文化命运问题，比方城市文化保护问题。我关心城市文化保护问题实际也是关心全民的精神问题。当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城市生活基本条件的时候，我们牺牲了精神的只要物质的，牺牲了长远的城市文化来换取眼前设施的改变。”

　　“虽然对您花大量时间和心血进行城市文化保护表示理解和敬佩，但是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还是希望您能写出传世之作。刚才您也谈到了中国文学近一阶段伟大的作品太少，作为一个作家您是不是也责无旁贷。”

　　“文学作品我还是要写的。我有了一个长篇的构思，还没有时间写。其实我放下画笔也好几年了，一些美术界朋友也对我说，放下不画是一种损失。导演谢晋曾对我说，如果你全心全意搞文学创作，你的文学成就会大得多。”

　　“一个人的兴趣太广泛，他会很累，他承担责任太重。”

　　“画，我现在是不画了，等到晚年再画。一个人只要会了几种艺术表现手段，那么在心中就有了各种艺术门类的接收频道。有些是美术的，有些是文学的。每一个门类的频道是专门的，就像电台似的。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我对绘画的感觉特别好。连手在纸上的具体感觉都有了，技术上的问题也解决了。”

　　“开始画了吗？”

　　“可惜我没有这个时间，因为把所有的想法全画完最少需要３个月的时间，什么也不能干。我发现艺术是相通的，当我画画的时候，到了一种极致，我突然觉得有一篇散文就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要画呢，一下就到文学上去了。如果我写一部长篇小说，写着写着我突然停下笔来，觉得画一幅画不就直接表现出来了吗？这种来回的触类旁通是一种很甜蜜的往返。”

　　“这么甜蜜的事业您为什么不马上开始，时间长了，这种灵感会消失的。您进行城市保护已经５年多了，是否可以进行艺术创作了。”

　　“唉——在城市保护这条战线上我已无法离开了。”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你已是这条战线上的一面旗子了。”

　　“有人这么说过。在城市文化保护方面人称'南阮北冯'，'阮'就是同济大学的教授阮依山。其实艺术这种东西需要距离感，一个人一辈子如果老写东西，就会写傻的，也很无聊。”

　　“现在您已离开文坛５年了，无论如何关心您的读者还是希望您能尽快写出大作的。”

　　“我肯定还会写东西，不过写的不会太多了，一两部还是要写的。我认为我将写的这部书太深刻了，过去写的东西都是皮毛，没写出自己生命的体验，人生的体验。谢谢你代表读者对我文学创作的鞭策！”

　　“我们等待着您为心而诉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