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在普利兹克奖颁奖礼上的致辞

　　ArchDaily 在凯越基金会和普利兹克奖官方（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的授权下，很高兴在这里分享获奖者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于2016年4月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进行的颁奖礼上的致辞。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扎哈。当我们得知新闻的时候，我们完全不能相信。或者我们不愿去相信。正如去年同样因为心脏病过早去世的阿根廷建筑师 Rafael Iglesia 所说，“那些还能做出很大贡献，但是却过早的永远离去的人总是让人感到非常悲伤。”再此我们向扎哈的亲友和同事表示我们慰问。

　　扎哈在2004年的获奖承认了她的作品对建筑界有着很大的贡献。她的作品就像其他获奖者那样（我看到很多今晚在座），因在建筑上取得的最高成就而获奖。她的作品构成了惊人的知识体系，当我还是学生时只能梦想这些建筑，甚至没有梦想过去制造它们，只是梦想在偏远角落智利的我能亲身在其中游览一番，而非仅仅在少量杂志上看到它们。普利兹克奖得主对于我们这些80年代中叶的学生来说不是建筑师，而是一种神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想过能获得这一奖项，一秒也没想过。

　　我是在一个星期六早上接到普利兹克奖执行主任玛莎-索恩（Martha Thorne）的短信的。我一般不在周末工作所以正常来讲我直到周一才会回消息，当时我写完了一篇威尼斯双年展的文章，正想从工作中解脱出来享受周末。玛莎的信息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亚历杭德罗，嗨！我接到了一条关于双年展的信息，需要你的建议。你可以接个简短的电话吗？”我想，不，为什么是现在！不想再处理一个麻烦。对于双年展我有无数要处理的事情。但我回答，“好吧，我们谈一谈。”电话响了，她说，“嗨，亚历杭德罗，我不想利用你的时间说太多，我有三个关于双年展的问题。”好吧。“你会接受2016年普利兹克奖吗？”接下来的几秒钟，可能有一分钟，我有点不明白这和双年展有什么关系。我的脑袋好像被墙撞了，完全没有了感觉，试图理解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的联系。我完全没有想到。当我开始理解的时候，我大喊了起来。很多情感一下涌了出来。很多生活经历在一瞬间一起出现。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我们在电话中没有交谈。不仅仅是无语，我的脑中也一片空白。我的大脑失去了功能，我现在只有不同的感受，而无法去思考它们。

　　孩子们在客厅玩啥，看见我在大喊。“发生了什么？”他们问到。“没事，是一件好事，”我说。我上楼了，妻子仍在睡觉，我把她叫醒说，“我现在是普利兹克奖得主了！”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互相看着没有说话，我脑中还是一片空白。实话说，时至今日我仍然没法思考。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感情开始向三个方向发展：当回望过去时我心怀感激；当望向未来时我感到自由；当关注当下时我感到快乐。

　　之后我思考了很多关于颁奖礼在联合国总部这件事。这对于宣扬建筑可以改善建成环境和，来消除不平等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是一个绝佳场所。而考虑到未来，明天同样在联合国总部，在与之前普利兹克奖的对话中我们将讨论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所以今年他致辞主要关注当下，我是如何成长的，这是一个关于快乐和感恩的故事。

　　首先，我希望致谢普利兹克家族，因他们对于向正确方向引导建成环境的发展的远见和理解。你们做的这一切不仅是出于慷慨，同时也是因为你们卓越的品质。你们总是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一切对于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非常关键。

　　我同样想感谢评委会，我会把你们的褒奖之词当做指引，一条值得追求的道路，而非仅仅是关于我的作品的事实。我们会永远在心中记住你们的话。

　　这一奖项关于作品的总体。而建筑作品是一项合作任务。首先，例如一座办公楼，我不是某一天早上醒来突然感到想做这样一座建筑。对于建筑来说，需要有一些人先有一些需求和渴望，之后我们才能开始工作。建筑花费大量的时间、经历、金钱和能源，所以我们很感谢客户能够信任我们，投入大量的个人和公共资源，将这些需求和渴望变为真实存在的建筑。

　　对于我们来说，这不仅仅是我们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很多项目都不是由我们完成的，而是由那些家庭自身。我们也很感激这些家庭利用他们的资源、想法和梦想完成了这些作品。我们设定的墙壁和屋顶仅仅是一些框架。

　　建筑关于一系列共同出现的条件，以及如何建造它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仅仅是我一个人的话并不知道怎么建造它，但是建筑师需要能够分辨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达不到想要的目的。好的意愿和专业上的灵活性可以很好地去协调一座建筑对立面上的不同制约力量。但是最终建筑不是靠我们建筑师的双手去建造的，我们依靠的是不同的工艺技巧，以及更重要的，建筑工人们身上的力量。对于那些在建设工地上进行辛苦工作的人们，我们表示十分的感谢。

　　对于我在 ELEMENTAL 的例子来说，项目、想法、解决方案和远见都只有在团队大声讨论中才会出现。这是一项团队创意的工作。我不仅仅是在说一件表达政治正确的事。这是事实。我相信 ELEMENTAL 的伙伴们和我一样值得这一奖项。所以在此我列出他们的名字 Gonzalo Arteaga, Juan Ignacio Cerda, Victor Oddo 以及 Diego Torres。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非常聪明，并且拥有自己的事务所，但是却选择留在 ELEMENTAL。为此我感谢他们。

　　但我们曾经有过一段艰难的时光，当时看来留下不算是个前景光明的选择。因为它意味着无法和你的家庭待在一起。所以我们在此也感谢我们的妻子和伴侣对于工作的支持。Andrea, Isa, Ale, 和 Sole。最后，是所有在工作室中工作的人们，你们追随了智利的潮流：Cristian Martinez, Su Yin Chia, Matias Magnelli, Clemence Pybaro, Pedro Hoffmann, Euge Morales, Francesca Moroni，以及办公室中所有的实习生，感谢你们所有人。

　　我们的一些项目需要身心的投入和很高程度的创新，因为市场和政府都不愿支持这些项目。在2005年，我们在伊基克（Iquique）完成了首个成功的项目，Quinta Monroy 住宅项目。但是我们曾经在智利的不同发展时期拥有过7个不同的项目，有些仍在建设中，有些仍在为建造许可而奋斗时，我们就没有了资金。曾经有一年我们不得不免费工作，因为我们不能在半途抛弃为之服务的家庭。我们没有办法展示或是证明我们能取得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再次感谢 Angelini family, Roberto 和 Maurizio 家庭，你们信任我们，对于我们能利用建筑取得公共福祉具有信心。在那之后 ELEMENTAL 才成立了公司，希望利用我们的力量为提升人们生活质量做出持续贡献。感谢你们。

　　当时负责联系他们的人是 Jorge Bunster, Arturo Natho, 和 Alejandro Hormann。后两位现在在场并且仍然是我们公司董事。他们仍在为经济和行政问题出谋献策，这些问题我仍然不懂。但是他们做出的决策很有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在2006年之后就不再缺钱了。

　　在成立公司之前, ELEMENTAL 是一个学术组织。它于我被邀请到哈佛（Harvard）教学时成立, 当时是 Jorge Silvetti 的提议。他可以看到一些　　我本人都不能预见的事情。当时我只建造了一座建筑，写了一本书。而我到哈佛之后完全不知道我该教些什么，而最终利用了我无知而喜欢自取其辱的优点。在美国这座60%建筑都利用某种津贴建造的国家，我却完全不知道津贴是什么东西。当时非常尴尬。

　　当你不了解某样东西时，有两种可能性：你可以学习或是与一些了解它们的人成为伙伴。我选择了后者。在剑桥的一次晚宴中，我认识了正在肯尼迪政府学院读硕士的交通工程师 Andres Iacobelli。他非常有名，因为结合了两种非常罕见的才能：聪明且和善。所以在对话的开始他说，“所以，看起来智利建筑现在非常优秀，是吧？”而我说，“好吧，算是这样。”“获得了很多奖项，是吧？”“是的，很多国际上的认可。”“没错！”之后我慢慢感到有些自豪，因为作为一位建筑师被工程师承认了。而之后他说，“如果智利建筑那么好，那为什么它的社会住宅却那么差呢？”

　　这深深伤害了我。但是之后他表示，我们为什么不为社会住宅做些什么呢？在我建筑师的头脑中，“做些什么”意味着写一本书、进行一场研讨会、做一次展览，而当时我最大的野心，就是做一个1：1的住房单元模型。但是在他工程师的头脑中，“做些什么”意味着建造100个符合现有政策限制条件的住房单元，它们要考虑预算、尺度、时间，还要证明市场设定的某些规则是错误的。这就为什么 ELEMENTAL 在开始时希望成为为一个“做库”，而非“智库”。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更多的事情，例如如何为人们考虑。如果某人成功了，那么意味着他做了某些正确的事情，而非错误的事。这和当时流行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智利的问题还是建筑师的问题，但是怀疑和嫉妒往往更加常见。但是做正确的事情至今仍然是 ELEMENTAL 的核心精神。不要与那些心怀不轨的人争斗，甚至不要去关注他们，要靠近并向那些具有远见的人们学习。

　　说到学习，我曾经在智利天主教大学学习建筑时有着非常优秀的老师和同学。我从 Fernando Perez 教授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不仅告诉我如何细致地思考，同时也教会我如何积累不同层次的建筑历史知识，以及如何在这样的知识前同时保持并平衡谦逊和自信。他同样给了我第一次机会。他在我做第一个项目时为我担保：智利天主教大学数学学院项目。那是我的起点，如果没有他当时的无限信任，我可能永远都无法获得任何委托。

　　除此之外，我很庆幸在大学中存活了下来。在美国你们可能没有这种感受，但是当我在智利的时候，只有四分之一的学生能够成功毕业。没有人能独自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同学成为了我一生的朋友。Claudio, Alfonso, 以及 Charlie，我们互相鼓励，尽管要熬夜，还要互相帮忙做项目。当时我从这种最纯净而没有利益关系的过程中学到了合作的精神。

　　在80年代中叶的智利完成大学非常困难。如果你没有上过私立高中，那么上大学的几率就很低。这就是为什么家庭有很大的影响。我的父母，Carmen 和 Gaston 都是学校的老师，他们非常努力的工作才让我和我的哥哥 Cayo、姐姐 Loreto 有机会去学习。为教育投资就意味着没有多少钱进行休闲娱乐活动。因此我们也学会了如何在简单的东西中寻找乐趣。在街上玩耍中我与我的儿时伙伴 Coné 结成了很好的关系。超越时间，我们几乎成为了一个家庭，Sole, Teo Noé, Simon, Elo，感谢你们的到场。

　　在回顾了过去之后，我希望重新回到现在，现在我几乎完全投入了妻子和孩子。在建筑上获得成功之后，我现在开始关注生活的其他维度。我不希望朝着那些看不到、听不到的不确定的职业途径上发展，而是希望拥有一个平衡的生活。Xu, Americo, Malu, 和 Rita，你们是我赖以存在的绳索，在日常生活中花费很长时间使我们不至于过于自满。你们是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存在。此时此刻。Niños, ustedes me enseñan cada dia a distinguir lo que importa de lo que no importa。（西班牙语，和后面的英文大意相同）自从你们出生，我就开始明白要分辨出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Xu，你非常慷慨，照亮了我的道理。如果不是为你，我的生活会更加贫穷而无趣。你让我不断前进。感谢我的家庭，我现在已经在建筑上花费更少的时间，而试图用更多的时间与家庭相处。

　　但是让我们再回到建筑一些，我们建筑师塑造的不是砖或是石头或是木头，而是生活本身。建筑是一门关于如何给予人们生活场所以形式的学科。它不会比这更复杂，也不会比这更简单。生活的范畴从最基本的需求到最深层的欲望，从最基本的活动到最意想不到的事件，从个人到集体。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容纳的东西，考虑它并且改进它，是非常必要的。

　　抱歉我讲了这么久，但是我想我可能是自私地想尽可能延长这一不可思议的时刻吧。非常感谢你。Grac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