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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于坚谈中国城市规划:现代城市不妨建几座文庙

admin 2015-08-05 来源:景观中国网
《昆明记》并非特殊的城市风物记,于坚希望通过对昆明城的描述,表达他对于中国城市化的个人忧思,对现代城市建设如何存续传统的看法。
  上月中旬,诗人于坚出版新作《昆明记》,从个人的种种回忆出发,讲述昆明这座西南古城的市井百态,介绍其历史沿革、自然环境和普通人鲜活的生活。然而,《昆明记》并非特殊的城市风物记,于坚希望通过对昆明城的描述,表达他对于中国城市化的个人忧思,对现代城市建设如何存续传统的看法。
  日前,于坚接受了本报专访。他表示,我们的时代已经堪称物质极大丰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让精神文化的发展与物质建设同步。城市规划建设不妨适当地“向后看看”,尝试着建设一些文庙之类的设施,让现代人触摸古老中国,也让更多的人燃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

  年轻时见过豹子在高山出没
  于坚1954年生于昆明,当过铆工、电焊工和搬运工。上世纪80年代以诗歌创作成名。
  1966年于坚小学五年级,站在昆明的大街上目睹“文革”开始:红卫兵冲进他住的大院,抄邻居的家。之后一天他父亲被带走,揭发他父亲的大字报贴在昆明的街道上。
  1970年于坚初中二年级时被分配到一家工厂,一年后他开始写诗。工厂经常停电,于坚感受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中的古典诗歌的意境。在昆明附近的农场,于坚甚至亲眼见过豹子在高山间出没。
  恢复高考后,于坚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投身席卷中国的诗歌运动。1985年于坚与韩东等人合办诗刊《他们》。1986年他发表成名作《尚义街六号》。
  那个年代中国发生了很多波澜壮阔的大事件,但是《昆明记》中几乎只字未提。记者读到的《昆明记》,多是于坚对儿时昆明街道、老宅、夜市、美食、物产、节庆的甜美回忆。

  昆明与中国西南的土著文化
  十多年前有出版社出版过一个“老城市系列”,其中有于坚写昆明的一本书,如今市面上已经见不到,现在的《昆明记》算是重新修订,增加近一半文字。
  当年的老城市系列,出发点是地理民俗,但这本新书不是一本单纯的地方风物志,于坚试图通过这本书重新认识故乡。
他认为,昆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一块有益于生命的大地、边疆之都,是中国土著民族文化的西南核心。昆明还有一种南方以南的波希米亚气质,朴素而浪漫,昆明人都是那种老死都不喜欢离开故乡的人。
  “这个城市从来没有成为过历史上某某大战的战场,也没有建造过一座全国顶礼膜拜的宫殿,它大批量出产的是默默无闻的小市民、淑女、母亲、绑着小脚的老外婆、奥勃罗摩夫式的人物和永远令人流口水的小吃”。
  在遥远的高原上,昆明人对改朝换代不感兴趣,对中原逐鹿不感兴趣,“轰轰烈烈”与他们无关。每个昆明人一生的三件大事无非是“烤太阳、吃茶、冲壳子(聊天)”。他们这种生活状态与成都有类似之处,而他们远没有成都人那般“有名”。

  每个人的出发点都离不开故乡
  1996年于坚首次出国,他坦承,其后对西方国家的多次访问令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理解。
  在游历印度加尔各答、孟买和广大印度乡村后,2013年于坚推出了《印度记》。
  在《印度记》中他写道:加尔各答把一切物质当垃圾来使用,脏乱差消除了物质的傲慢……浑身污泥的汽车、黑漆漆的电视机、绑着绷带的苹果手机、灰头土脸的电脑……这个城市,神高于一切,中间是人,下面才是物。物不是身份、等级、尊严的表征物。
  在于坚看来,印度人乐意生活在由神主宰的故乡和传统中。
  如今在《昆明记》中,不少篇幅刊印的是于坚自己的摄影作品,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就喜欢在昆明“街拍”。有些老照片,今天看,很苍凉。2010年后拍的新照片,活力之外透出一种城市特有的疲惫。
  有评论者说,《昆明记》里的文字与图片结合,将昆明这座城市的“魂”勾了出来。
  在于坚看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直伴随着拆迁活动,其中有得有失是肯定的,比如一些承载传统和乡愁的东西会被拆掉,身为诗人的他特别有一种难以割舍之情。在他眼里,那些东西代表了“故乡”,构成人的永恒记忆,一旦记忆失去了载体,人的心里也会空落落的。
  “每个人看待世界、走向世界,都有一个出发点,那就是故乡。我不反对发展,只是希望在发展的同时,人们能兼顾传统、现代与未来。”他说。

【手记】

  活法不止一种


【访谈】

  “故乡”要恰当处理新与旧

  上大学时,我得到过一本于坚的诗集,《诗六十首》。这是他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和室友们都喜欢背诵其中一些句子:“吴文光,你走了,今晚我到哪里混饭”,“人活着 不要老是呆在一间屋里……/ 只要你活着 就该到处走动/ 生命有无数形式 活法不止一种。”
  这种波西米亚式的自由自在,或许从某种程度上切合了人的天性,所以觉得于坚这一时期的诗读来很贴心。
  在访谈中他也谈到,他不反对现代化,只是觉得,生活的道路不止一条,社会应该允许多元文化的存在。他赞美黑夜,因为它包容万象,不强行规定事物存在的形态。
  他叹惋故乡的消失,认为二十年来的拆迁拆掉的不只是“脏乱差”,而且把几百年积累起来的、能工巧匠手制的城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生活方式渐次取消。在一个高歌猛进的发展潮流中,这样的警醒无疑显得非常必要。
  于坚常说:“我们都是家乡宝。”“家乡宝”在云南话中是指那些热爱故乡的人。他对昆明、尤其是老昆明的怀念,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对  过度物质化的时代病的反拨。他笔下的昆明,是“天人合一”,是“道法自然”,要求我们回到自然中去,回到大地,让身心回到故乡,不再在物欲的追求中疯狂奔波流浪。这无疑是安慰人心的提示。
  “野心勃勃”的人很少喜欢昆明

  读+:比起我国很多城市,昆明有什么特性?

  于坚:无比缓慢。人们有的是时间来把生活精雕细刻,不理会气喘吁吁的“时代列车”,懒散,慢吞吞,“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无疾而终。你要去改造世界、去夺取天下、去“彼可取而代也”,你就离开昆明。呆在昆明,永远没有君临天下的机遇。
  云南出产的大人物郑和、聂耳,他们都是离开了昆明,到北京去、到上海去……才建立了功勋和声名。
  对于野心勃勃的人来说,昆明是一潭死水,一个不太会成功的地方,永远落后于时代。但对于一个热爱日常生活的人来说,此地却是一个充满生活之欢乐的天堂。
  正如昆明诗人孙髯翁在著名的大观楼长联所说——“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三春杨柳、九夏芙蓉”。

  读+:在现代化进程中,哪些因素最可能改变昆明的这些特性?

  于坚:可以,我们的祖先造昆明,造了三百年,但就在这不过20年间,旧昆明几乎已经不再存在,只剩下些碎片。以前滇池的水一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不过几十年,滇池水就坏掉了。
  昆明所受的威胁和其他很多城市一样,也是一种发展速度和传统保持之间的矛盾。

  读+:昆明的传统会不会被大幅改变?

  于坚:现在昆明投资数百亿治理滇池。被抛弃的旧昆明正在被人们力图找回来。
  我认为昆明的确到了向自己的历史致敬的时候,要从这历史中反省何谓生活。在何谓生活上,昆明的建设前些年有些迷失了。他们通过驱逐生活、驱逐传统、驱逐湖泊、蓝天、花朵……来建造一个新城。事实证明这样做很失败。

  现代城市少了点“乡愁”

  读+:目前中国的城市建设,你感觉主要是缺少点什么东西?

  于坚:物质上基本很富足吧,我感觉缺的主要是某种记忆。你老感觉留不住记忆。有些街道,有些建筑,隔段时间你去看,没了。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只是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少了点“乡愁”。乡愁不是空虚的抒情,不是小资产阶级诗歌中的风花雪月,在我看来是一个具体的人生状态问题、是涉及到世界观的问题。
  我们的城市一直在规划、在出新,但是我很少看见他们向传统回归、冒出向传统致敬的东西。比如,中国古代的城市是环绕着文庙、寺院而建的,现在完全看不到。他们设计了那么多的商品房,商业中心,可设计过一座文庙么?这些都可以尝试嘛。
  再比如一些老式园林,原本可以保留的。中式园林是中国人对“天堂”的向往,一生奋斗,老了就是要实现这样的诗意栖居。一块大地原生的太湖石,进入四合院之后,可以让人感悟生命。杜尚把小便池搬进博物馆,觉得生活就是艺术。太湖石也是这个作用,对人们进行诗意的唤醒。

  读+:你是怎么看待“故乡”的?

  于坚:故乡不仅是乡村,也是城市。过去,故乡是每个人的故乡,各个不同。中国讲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将大地、在世视为天堂。故乡,就是中国文明在时间中积累起来的天堂经验,包括哲学、美学、诗歌、伦理、艺术、风俗、礼仪、技艺、手工、生活方式等等。

  读+: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对“故乡”的保存重视不够,你觉得根源是什么?

  于坚:这个跟二十世纪的激进主义当然有很大关系。无视甚至敌视传统,效率至上,物质主义至上。过去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故乡批判”,为这些做法奠定了思想基础。人们普遍同意新的就是好的,历史虚无主义全面胜利。

  读+:发展与保护该如何协调?

  于坚:发展当然能使生活更好,但是什么是好?如果新的好完全与经验、传统断裂,那么这种好非常可疑。

  文明建设成果终将化成诗文

  读+:这些年,“诗坛”经常闹出轰动性的新闻,你作为诗人怎么看?

  于坚: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太好的现象。一个安静的诗人一旦被网络注意,被媒体发现,马上就会变成新秀,喧嚣起来,浮躁起来。一些根本不是诗人的人自称诗人,演出种种活剧。这给读者带来的印象是,诗变成了一种走钢丝的行为艺术,只有抓住眼球才是好诗。或者认为,诗歌就是这个水平啊。在微博、微信带来诗歌传播 “百花齐放”的时候,如何写出精品好诗,恐怕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

  读+:写出好的诗很难,借歪诗出名却容易,这是不是说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还是挺关心诗歌发展的?

  于坚:也许有这个因素。也有很多人只是看热闹吧。普通人关心不关心,诗还是会有人去写。诗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平易近人。“平易”不是对诗的要求,而是对世故的要求。“走红”也只是衡量明星的标准,不是衡量诗人的标准。
  刚刚去世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就不是“走红”的诗人,他的去世之所以为很多读者所知道,是因为他持续一生的攀登般的写作。他在世界各地有读者不是一年两年的事,60年来他一直有粉丝,60年后他还会有读者。
  中国人关心诗坛,关心各种怪象,还是说明他们有焦虑,与他们在其他领域的焦虑一样。

  读+:诗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有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于坚:诗守护着文明。如同全球同质化大潮中的一股暗流,诗引领每个民族回到开始,回到起源,回到母语,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谁,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我们的文明以及在世界中的位置又如何。
  一首诗的“好”却是超越语言的。有韩国诗人认为“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是最高之诗。《诗经》距离我们很久远了,但那个时候的诗还会被人传颂。
  每个民族、时代都在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把永恒的“好”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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