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德·冯·格康：我也是中国新建筑的代表者

曼哈德·冯·格康

    德国建筑师曼哈德·冯·格康是设计2012欧洲杯揭幕赛场华沙国家体育场和决赛场地基辅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建筑师事务所创始人。他设计过世界上换乘速度仅30秒的泰格尔机场，出自他手的柏林火车总站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火车站”。

    观看2012欧洲杯转播的时候，镜头时而会给赛场一个特写镜头：乌克兰首府基辅的奥林匹克体育馆整个外立面被玻璃幕墙包裹，仿佛一个晶莹剔透的玻璃陈列柜；而华沙的国家体育馆，则在钢架结构的外墙立面上镶上波兰民族的红白两色大金属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观众很难察觉到，华沙的国家体育场是在1955 年华沙起义的废墟上建造的，1988年陷入年久失修和被废弃的状态；而基辅的奥林匹克体育馆的历史，更可追溯到1923年乌克兰奥运会。而让两座拥有超过五十年历史的体育场焕发新颜的，正是世界顶尖建筑事务所gmp 创始人之一曼哈德·冯·格康（（Meinhard von Gerkan）。gmp由冯·格康和他的合伙人福尔克温·玛格共同创办。

    有趣的是，冯·格康本人并不热爱运动，他的家就在建筑事务所隔壁，每天步行上班只要5 分钟。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冯·格康这样说：“波兰有着沉重的历史，犹太人的城市和房屋在战争中完全被德军破坏，就好像魔咒阴魂不散。所以，我们团队的改建设计，不破坏任何的内部结构，而是采用合适的材料，用红色、白色两种代表波兰的色彩，来记录和平的人民生活和国家身份。”

    最近，由gmp建筑事务所主导改造的华沙国家体育场赢得两项建筑大奖，即2012年世界体育场代表大会奖（World Stadium Congress Awards）中的最佳多功能体育场设计奖和最具创新科技运用奖。

    体育场赛后大变身
 
    2012年伦敦奥运强调“奥运遗产”的概念，首次引入“可拆卸场馆”的建筑理念，一旦奥运会结束，部分场馆会被拆除，主会场“伦敦碗”和游泳馆的大部分座位，也会移为他用。

 
    冯·格康在评价他的英国同行扎哈·哈迪德的伦敦奥运游泳馆时这样说：“虽然给一个游泳池加上一对翅膀的理念显得哗众取宠，但奥运结束，翅膀里的5000 个座位可拆卸的理念，还是值得推广的。”

    冯·格康对华沙和乌克兰的欧洲杯赛场做了详细的赛后考虑。在2012年欧洲杯结束后，乌克兰的体育场内将插入一条田径赛道，使场馆的功能更加完善。

    而华沙体育场可以改造成多功能的场馆，其内部空间非常灵活，能够与体育设施分隔开来。考虑到这个体育场在比赛结束后并不经常被足球俱乐部所使用，冯·格康在为球员、媒体和观众设计的功能区域和设施之外，还设有办公室、会议厅、展览厅、餐厅和健身俱乐部，其中提供了4000平方米的商业中心区，设置了9800平方米的办公区和2500平方米的健身俱乐部，这些区域可实现灵活租赁，以确保在演唱会和体育赛事之间，还可举行定期的商业活动。

    与扎哈·哈迪德在场馆造型上费尽心思不同，冯·格康主导改建的体育场，更在意它的实用功能。他们在改造中运用了一系列高科技，最突出的是看台和屋顶。看台利用预制混凝土系统，屋顶则利用钢缆构成一个网状，铺上薄膜后能够挡风遮雨。这道薄膜能够伸缩，可以根据天气条件来进行调节。

    外围立面是电镀金属板，为内部提供隔热和保护。这些板材有的进行穿孔，因此从外面看部分是透明的，部分是不透明的，红白色的搭配彰显出波兰国旗的色彩，表现出波兰人民的国家荣誉感。 

    用图像语言描述城市

    如今，中国已然成为外国建筑师实现梦想的试验地。一些建筑师跟随着库哈斯“朝东走”，更多建筑师则是跟随StiffRecords的那句口号：“我们来了，我们看见了，我们离开。”

    1998年，冯·格康在北京设计了一所德国学校。从那时起，14年间，冯·格康和他的gmp建筑事务所已在中国完成了80多个大型建筑设计项目，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去年5 月完成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项目。如今，gmp在汉堡总部的办公室里，拥有4名中国籍建筑师，而他在上海、北京等地成立的办公室，共有约160名员工，中国员工超过1/3。“如今，我把一半的精力都投到中国项目上。”他说。

    这位率真的老人，在谈及他的同行设计的中国新地标时，毫无禁忌。去年，他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专访时, 评价库哈斯的CCTV大楼是“可怕的，不实用的，侮辱城市的，高傲自大的。这中间有中国的虚荣心，就是要比其他任何建筑都要体现先锋派特点。”记者让他评价雅克·赫尔佐格设计的鸟巢，他的回答是：“造型尚可，但并不环保，因为鸟巢的用钢量，是一般体育场的10倍。”

    冯·格康1935年出生于拉脱维亚，他的父母死于二战，十岁时，被一对汉堡的夫妇收养。特殊的家庭背景让他对一个国家或者一座城市的特性异常敏感。

    冯·格康说，gmp的设计理念，是通过简洁的设计，使设计作品在内容和时间上经得起考验。这正是中国需要的建筑。2007年他曾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表示：“建筑不是今天穿明天的时装。”如今，他依旧骄傲地认为，简洁明了对其来说是至高无上的准则：“我们代表了中国建筑的‘新简洁主义’。”

    他无奈地表示，中国的各大城市已与纽约、东京越来越相似。“除北京之外，几乎所有大城市都是中心地带建密集的摩天大楼，呈现中心突起，周边平的状态。”

    这个观点和2012年普利茨克奖得主、中国建筑师王澍的观点十分类似。5月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普利茨克建筑奖”颁奖礼上，王澍表示，在城市化压力下，中国新建筑出现“千城一面”的情况。

    冯·格康认为德国人的思考方式、哲学理念讲究精确、目的性很强。而中国的文化、语言是图像化的，浪漫的，开放的，模糊的。在他看来，在中国设计项目，中德文化的差异碰撞产生的某种新的方式，将激发更大的创意空间。

    冯·格康用浪漫化的图像语言，描述着他理想中中国城市应有的建筑。他设计的重庆大剧院，坐落在重庆朝天门对面，那里原先是一片老码头，与重庆市中心隔江相望，地势略高一些，整个建筑造型像一艘大船。在三峡工程之前，重庆是人们游览三峡的一处中转站。冯·格康也曾带着家人游览过。冯·格康说，将重庆大剧院设计成船的造型，就是希望它可以表示重庆处于长江江畔非常重要的位置。

    尽管在中国的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但德国媒体对他却并不友善。2004年，当他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改建工程主设计师时，德国《世界报》写下这样的标题：汉堡建筑师参与改造新中国。当时，冯·格康想给这座老建筑装上现代化的铜顶，但当2011年博物馆建成，屋顶却没有了。

    此后，《明镜周刊》记者质疑冯·格康，面对中国业主和德国业主“双重标准”，因为当年，冯·格康设计柏林主火车站时，德铁改变了他设计站台候车区玻璃屋顶的长度，结果冯·格康毅然起诉并且一审就获胜。

    “如今我们不再有这种问题，中国业主从一开始就很相信我，给我最大的自由做想做的设计。”冯·格康对记者表示，“我依旧对设计中国地标建筑很感兴趣。”

    B=《外滩画报》
    V=冯·格康（Von Gerkan）

    “人们不想像兔子那样，门对门被圈养着”

    B：中国国家博物馆已经建成，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你设计理念的核心在于用现代青铜的屋顶来影射紫禁城的消亡，但未被采纳。对此你感到遗憾吗？

    V：我们中标的这个设计非常复杂，这是个高要求建筑。我们的想法是屋顶要采用新元素，能够看到紫禁城的视角，以代表展览中不同地区的不同东西。这是你进去第一眼看到的东西，媒体方面也非常赞成这点。得到允许后我们开始动工，但遭到了中国建筑师的反对：这个根本不中国，太现代化了，不能很好地呼应紫禁城和人民大会堂。然后我们询问了博物馆馆长，中国文化遗产代表，我们如何说服对方接受我们的设计并且顾及人们的感受让他们能够接受？我们对批评的回应是：对，当然，这是全世界最大国家的建筑历史遗迹，代表这儿的文化特征，尤其是中国元素。我们的想法是将其重新现代化，在历史基础上进行改动，融合两者。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这一想法。于是我们既保有了原本的设计理念，又与中国历史建筑保持一致。

    B：你和同事们讨论过你们的设计在中国进行妥协的底线吗？

    V：我们在中国第一年的第一个项目，受到了包括建筑师在内的多方质疑，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我们的设计。但我会不停重复我的建筑理念，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意见坚定不移。我们愿意面对批评，但你必须让我明白为什么要改？而不仅仅说，必须改。我很尊重这些意见，沟通会让我们更加了解对方。不过如今我们不再有这种问题了，中国业主从一开始就很相信我，给我最大的自由做想做的设计。因为现在我们代表了中国建筑的“新简洁主义”。

    B：你从没设计过剧院，却为中国三座城市设计了地方剧院。你是如何准备的？

    V：我们之前从没做过，在重庆，我们脱颖而出。重庆从外观上来看像个巨大港口城市，许多船舶在那停靠。这个城市的关键词就是水和船。

    我们客户和质疑者常说，我们对歌剧院的功能和意义没有很好地把握。对此，我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常说，做建筑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人人都能学会。重要的是你得有一个宏观的整体想法，空间多大，舞台多大，多高。这些都不是多高深的学问，操作起来要些技术罢了。对于文学、剧院，我们要考虑包括所有细节、特殊性在内的整体设计，需要对此有深入理解的人。同样，你们看到的泰格尔机场是我建筑系毕业后设计的第一个机场，我啥都没建，也没什么特别之处。飞机场很复杂，要考虑安全问题，控制室、机舱问题等等，你得先确定一些事情，要理解整体。比如我们设计了环型航站楼，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缩短乘客从下车到登机的路程。因为这点是最有说服力的，其他的考虑都排在后面。 

    要找到不同类型的建筑进行尝试，学校、教堂等，但我们从来不照搬历史建筑，我们总是试着找到最好结果，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第二重要的。我在教建筑时，大概有三四千名学生。我常说一开始就需要学会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亚洲许多年轻建筑师都想错了，他们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放在一起，而忽略了整体最重要的部分。这是唯一的区别。

    B：你觉得中国最需要什么样的建筑？什么建筑是重要的什么建筑是不重要的？

    V：在我看来，购物中心就是不重要的，我讨厌商场。我觉得在世界范围内，保存街道旁商店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这些不重要的建筑所表现出的流行只是为了省些不重要的钱。中国最重要的建筑是人们每天居住的功能齐全、环保材料的房子，让小孩、年轻人、父母既有共同的生活空间又有各自的生活空间。但很多就像是一个个方块摆在那里，没有对生活的感知、缺乏人际交往和情绪感受；没有尺度、没有光影、没有情感，这就是目前中国大部分房子的情况。

    造成这一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因为金钱至上的思潮，他们没有责任感，没有价值观，房地产和住宅市场都过多地受到消费化影响。他们买卖房屋只是为了赚钱投资，而从没想过住进去的人的感受。房屋很快就被建成，很快卖出去。这和剧场、歌剧院这种公共建筑不同，他们不需要高质量。而公共建筑代表了国家、社区、大部分城市居民的共同感受，比如剧院、博物馆，这就是他们很看重公共建筑而忽视普通住宅的原因。因为修建住宅的时候他们只考虑到快速地赚钱，不想其他。

    B：能否谈谈你为中国设计住宅建筑的经历？

    V: 我们事务所在北京成立的第二年，我们拿到一个设计6000间公寓的项目，这是一间公司的项目。房子有六到十五层高，6000户人，这么多！客户给我们完全的自主权，因为他们确信我们能设计出大部分他们要的效果，但我们不同意这一看法。最大的分歧是建筑的方位定向，如果你从北方飞到海南，从飞机上往下看你就会发现，从北到南所有建筑都是南北朝向排列。但如果你去欧洲、美国、南美，你能看到一个一个街区，还有公共场所。但在中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什么都没有。中国只有历史建筑，有许多同事、许多来自大学的教授，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我想法一样，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在这个6000户公寓的项目中，最初就没有街区，最后客户允许一半公寓南北朝向，一半东西朝向，建造街区。

    客户说我们少赚点钱就是为了给你机会，你想说什么，什么最好。不过这些公寓只要和其他的一模一样就行，其他都不重要。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就我所知，这种想法无论是放在德国还是放在欧洲都是错的。5年前，德国办公室被规定面积控制在5.5平方米，走廊是1.8平方米。但现在看看，没人再那样做。因为人们不想像兔子一样，门对门地被圈养，而是希望生活在有不同视角的空间。我的同事们也在思考办公室建筑的发展演变。不过在早些年，办公室也不可能被允许建成这样。

    B：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从你第一次来中国，至今已过去14年。14 年间，中国的建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V：就我而言，中国在建筑方面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既强烈又深刻。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老建筑，而新建筑都是美国建筑师的作品，具有很刻意的装饰性，大量使用像雕花、大红颜色等等，都只是为了向外界表示它的重要性。

    当年我们竞标北京德国学校，中标后，很多媒体采访我，许多中国人能够听到我的建筑哲学和理念。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得到不同项目的邀请，第一年就有超过十个项目是通过媒体获得，我们意识到中国发展的迅速，于是在中国成立了第一个办公室。现在中国没有太多装饰性的所谓“新建筑”，对此我感到很高兴。现在的建筑大多装潢简单，环保并可持续。我在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看到越来越多代表这种建筑哲学的作品。所以我感觉自己也是中国新建筑的代表者。

    “我很高兴没能中标CCTV大楼”

    B: 你对鸟巢的设计怎么看？喜欢这种风格吗？

    V: 这是个原创的建筑，标志性建筑都有自己的身份象征。鸟巢还是足够强大的，直到今天，仍然是很宏伟的建筑，有令人信服的特性在其中。用钢铁建造体育馆，这点和我们的体育场很像。但是它的用钢量是许多体育场的10 倍之多，感觉把所有钢铁都用完了。不过它的形状像只鸟，蛮好的，一个好的地标，没人能抗拒鸟巢形状。

    B: 中国的绿色建筑没有统一标准，德国是用什么体系？比如，对于被动式建筑你会如何改进？
    V: 我们五六年前在广州做过一个项目，有位客户想为自己设计一栋房子，自己住，他让我们做些装潢。用可持续的原料做建构要花更多钱，他同意我们并允许我们在房子外面安装能被移走并且能打开收起的太阳能聚能器。在中国，这种体系建筑成本当然更高，但至少它节能，冷却加热都可以，这也是为我们的财富负责，因为所有这些设备的价值都能被结果证明。高科技的东西很多，但方式不同，气候外部和内部可以联动。在生态和可持续方面，我们比中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更先进。

    B: 中国建筑师王澍荣获2012 年普利茨克建筑奖。你看过他的作品吗？

    V：我不认识他，但看过他设计的公共博物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标志，这个奖项颁给了建筑消费最积极的国家。如今中国建筑消费实在惊人。

    B：王澍认为大城市正在失去自己的特性身份，比如上海和纽约越来越像。当你在中国做项目时，如何发现并保持一个城市的特性？

    V：我不知道。比如我们正在建设中的临港新城，围绕着直径达3 公里的湖泊，像手表一样组装起来，朝每个方向辐射，完全基于这种体系发展。我们的主要想法是城市的定义和质量不是银行、写字楼，而是像体育馆、公共操场这种和人们每日生活相关的设施，最大问题是没有汽车，你可以游泳、划船，但不能开车。湖泊周围都是高楼，也不是很高，最高的是18米，大概5到6层。湖泊周围一圈是绿地，只有一些人住在里面，一万多人的样子。到了周末，他们可以去聚餐，打网球，环城游，甚至我们办公室周围的人们，基本上每周都去那跑步。

    B：如今汉堡正在兴建港口新城。到2025 年全部完工后，汉堡市中心面积将扩大40%。你觉得汉堡的港口新城和上海的临港新城有何不同？ 

    V：临港新城完全是自主创新设计。因为那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城市，从前没有房子，没有一棵树，没有街道，没有山，需要设计师完全独立进行创造。而汉堡的港口新城过去是海运仓库，已经有一些房子的雏形，而且汉堡大部分地方整体很像，没有创新的空间。而临港新城则完全是一个创新。

    B：汉堡的港口新城邀请赫尔佐格设计易北河音乐厅，库哈斯设计科技中心。建成之后，它们也将成为汉堡的新地标。你觉得请外国设计师设计汉堡地标，这个主意怎样？

    V：当然好！各地文化都不同，互相融合，互相学习，交换不同想法。更多的是基于一种交流沟通的想法，我们在外国工作学习的同时，也邀请外国的建筑家来本地设计。

    B：你认为外国的建筑师能像你一样了解汉堡吗？

    V：我认为要在汉堡易北河设计博物馆，了解当地的地理情况是非常重要的，了解汉堡的历史也非常必要，这些都是我们智慧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