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21世纪的中国需要怎样的风景园林学

　　2013年4月24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主任杨锐在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举办了题为“21世纪初中国需要怎样的风景园林学”的主题讲座。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首席设计师俞孔坚；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天新；清华大学建筑系学士、哈佛大学景观设计硕士郑晓迪；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教授曹新出席讲座。超过百名来自北大、清华的学生及设计师聆听了本次讲座，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杨锐教授首先从学科的“名称”讲起。在2011年风景园林学正式成为一级学科之前，关于Landscape Architecture如何翻译有过很多讨论，园林学、景观学、景观设计学、景观建筑学、地景学、土地设计学等等，业内同行对学科名称提出了各自的理解和表述方式。但由于没有达成阶段性共识,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个学科在高等教育和城乡保护与建设中的地位。杨锐教授认为，以“工学门类”和“风景园林学”的名称申报一级学科是业内大多数同行在2011年能够达成的最大共识，也是成功晋级的主要原因。在风景园林学作为一级学科的官方名称正式确定之后，关于学科正式“学名”的讨论可以告一段落，更多的时间应当转向学科理论构建和深化上来。现今最重要的是正确理解该学科的内核，不断拓展学科领域。目前确定的风景园林学一级学科下包括六个二级学科方向，即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园林与景观设计、地景规划与生态修复、风景园林遗产保护、风景园林植物应用、风景园林技术科学，每个方向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大体回应了业内同行对学科名称的不同诉求。杨锐教授认为中国的风景园林学并无必要和西方的Landscape architecture划等号，因为其像建筑学、城乡规划学一样，具有很强的地域特点，旨在解决“此时此地”的问题。杨锐教授还认为，学科名称的演变是一个动态的学术共同体决策过程。在下一次学科调整前（大约十年），如果本学科有更好、更贴切、更具前瞻性的名称选择并在学术共同体内达成广泛共识，“学名”仍有调整的机会。

　　杨锐教授的讲座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他以一般意义上的学科以及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路径为纵轴，以中国当前环境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为横轴，通过对这两条主线的分析和交汇，来回答本次讲座的主题——“21世纪初中国需要怎样的风景园林学”，讲座内容主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一般意义的学科发展路径；
　　二、风景园林学的发展路径；
　　三、中国当前环境社会经济挑战；
　　四、21世纪初中国需要怎样的风景园林学？ 

　　从学问到学科，是一个人到一群人的发展过程，是系统化、制度化、教育化的结果，期望建立风景园林学共同体，拿捏学科发展中传统和现代的关系。

　　杨锐教授指出，学科的概念实际上是19世纪的产物，在19世纪之前并没有学科，只有西方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如孔子、孟子等卓越学者似的个人学问。从学问到学科的发展，是从个人到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同时又是一个制度化、系统化、教育化的发展，学科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化、制度化、教育化之后的共同体。而中国从传统的书院教育到清末引进西方大学教学模式的发展过程，实际上确定了学科应当同时具备相应的课程体系和规范准则，这是构成学科的最基本要求。

　　从一般意义的学科发展路径来看，19世纪以前，学科作为知识分类单元，是百科全书式的、静态的、存储式的、卓越学者式的；而19世纪开始，学科开始作为交流平台，是专门化的、动态的，学科不再属于某些个人，而是属于一个群体的、一个共同的工作和共同的成果，因此才有了专家的出现、职业的出现；在19世纪，学科都具有清晰的边界，而20世纪后作为系统的现代学科群，具有开放动态、内外双向同时发展的特征，往往学科边界模糊，内核明晰，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边界发展出真正的成果。杨锐教授用“金刚钻”来比喻学科的内核，指出必须要有足够实力的“金刚钻”，才能支撑学科很好的发展；同时学科边界一定不能清晰，否则就是“圈地”，只会造成学科的僵化和一潭死水。

　　杨锐教授总结，学科发展的趋势实际上是分合双式的，像一棵大树一样既有向上长、又有向下分化，既要有宏观的整合、也要有微观的细分；学科的发展是多中心的，每个学科都可以作为一个中心来存在，跟别的学科产生相应关联；学科的发展还是跨学科的，不应局限在某一个学科内部去做，而应是多学科的共同合作。杨锐教授认为应当建立一个风景园林学的共同体来推进学科发展，目前共同体的概念已经非常成熟和普遍，小至兴趣小组、大至欧盟，越来越多有共同价值观和理想的人走到一起完成共同的事业。根据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它是指享有相同或者近似的价值观文化传统和目标的一个科学家的群体，普遍性、公有性、大公无私和有根据的怀疑态度，是共同体建立的四个重要原则。据此，杨锐教授指出，共同的使命和核心价值观是风景园林共同体的基石，“和而不同”是风景园林共同体的活力所在。

　　杨锐教授强调，共同体的组织应当包括以下原则：使命和核心价值观高度一致；包容、开放、自愿（流动性）；层次性原则（不同层面-不同规模-不同背景的小团队）。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学科发展中要秉持求同存异原则，充分讨论的同时有底线的妥协，从而协调少数与多数的关系、达成阶段性的共识，促进学科不断向前发展。

　　杨锐教授认为，在学科发展中，解决中国性和现代性的对峙问题十分重要，中国的风景园林学，实际上就是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过度地强调中国性，可能固步自封；而过分地强调现代性，又会让我们失掉属于中国的可识别性、失掉文脉，中国性的问题本质上是我们如何对待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如何关注地域性的问题。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同时，对现代性的思考也十分必要，关注现代环境下的问题，是延续学科生命的重要途径。杨锐教授形容学科发展就像一棵树，它有成百上千年的历史，但它每年都会长出新的绿叶，它有属于自己的基因、有自己延续的发展脉络。他认为要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产生“必要的张力”、形成一定紧张的过程，完全地走极端强调现代，或者完全地走极端强调传统，都是僵化的，而只有在这种动态的拔河过程中，才会有新的思想的产生。

　　风景园林从“术”到“学”的超越，是其所体现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责任的根本飞跃。

　　杨锐教授指出，风景园林学在19世纪之前都可以称作“术”，因为当时它只是一个具有了技术和艺术这两个层次内容的一种学问，没有系统化，没有形成一个学科的概念。风景园林学的学科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当时社会文明背景下人的心理状态、对自然的态度、技术、功能等紧密联系，进而发展成为不同形态。其发展脉络可以概括为原始果木蔬圃（Forest Gardening）、古典造园术（Classic Gardening）、风景造园术（Landscape Gardening）和风景园林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这四个时期，它们分别与当时的社会文明发展阶段一一对应。

　　在采集狩猎文明的时期，风景园林是以一种原始的果木蔬圃的形态存在的，最主要的功能是要补充食物；而在农业文明时期，古典造园术产生的形态是园囿、宅园、林园、庄园等，这些都和当时掌握的技术和需要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风景造园术时期，也就是英国的自然风景园时期，出现在工业文明早期，它是现在所称的风景园林学的萌芽阶段，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世界的文明史发生了很多变化。风景造园术出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进行的初级阶段，主要体现为自然风景园和城市公园，这跟当时的社会技术水平进步、以及由此产生的环境问题是息息相关的。

　　风景园林学发展于20世纪的工业文明的成熟期，在这个时期，有更多多元化的价值存在，而不再是一元化的价值。风景园林学产生了有史以来最为丰富多样的形态，包括国家公园与保护地、绿色基础设施，城市公园、开放空间等。杨锐教授强调，我们一定要把风景园林学放在这个大的背景里面去思考和讨论。他认为从风景园林术到风景园林学的发展，存在四个超越：一是服务对象方面，是从为少数人服务到为公众服务的超越；二是价值取向方面，是从审美价值到生态文化价值的超越；三是方法论方面，是从美学到科学的超越；四是尺度方面，是从单一尺度到全尺度的超越。他强调，超越并不是排斥以往的成果，实际上任何超越都是包含式的超越，都是在包含前面成果的基础上扩展了新的内容。超越后的风景园林学应当是包含风景园林术的，它是在其基础上的新的发展。

　　杨锐教授指出，结合发展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21世纪初风景园林学具有五个特征：

　　一、研究现象的复杂性，更多生物的、社会的、经济的问题掺杂其中；
　　二、价值观的生态和地域文化双重导向性，完全偏重某一方面已不可能，应结合生态和文化尤其是地域文化来考虑；
　　三、方法论层面的学科融贯，多学科共同合作解决问题的趋势日渐明显；
　　四、形态载体的多样性，不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宅园，应以更多样的形态关注更多人的利益；
　　五、研究和实践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性，强调过程的动态特征和公众参与的重要性，规划师和设计师应该作为媒介而不是主导。

　　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挑战决定了我们需要这样的风景园林学：保护优先、直面城市问题、公众参与和公众教育、支持循环经济和绿色产业、精神家园、地域文化载体。

　　杨锐教授指出，21世纪初的中国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环境压力日趋严峻，或已到达危机的边缘；城市化水平持续快速发展，已经超过50%的水平；社会各群体不安全感快速提升，公众参与意识不断加强；经济减速带来的后续影响不可预期；物质极度发展和精神活动萎缩形成鲜明对比；地域文化活力缺失和文化趋同现象日益明显等等，这些挑战同时孕育了风景园林学科的很多机会，风景园林学之所以重要，在于其能给大家带来生活品质的提高。对这些挑战的应对，是中国的风景园林学需要发展的方向。

　　杨锐教授认为，和上述面临挑战相对应的、关于“21世纪的中国需要怎样的风景园林学”的答案，第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是，区别于建筑和城市规划学科偏重开发建设，风景园林学首先是要保护，人居环境科学的三大学科中如果没有一个制衡性的学科，没有一个以保护为优先目标的学科，风景园林学就失掉了它的历史责任和存在价值。风景园林学一定要明确哪些地方是要去保护的、哪些地方是不能动的、哪些地方在动的情况下动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是我们的“金刚钻”和价值观。

　　第二个方面，风景园林学应当直面密集出现的城市问题，城市问题不能局限在城市规划的条框里去解决，而是应由包括建筑、城市规划、风景园林学等多专业共同合作努力去解决的。
第三个方面，风景园林学应当发挥包括公众参与和公众教育的价值，“风”在中国古文里有多层含义，有一层含义是教育，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可以对整个中国的环境教育和生态保护领域起到正面的引导作用。

　　第四个方面，风景园林学不只是“花钱”的专业，很多成果可以产生经济的、生态的价值，从而支持循环经济和绿色产业的发展；

　　第五个方面，风景园林学应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每个时代文明的发展，园林都是重要成果之一，它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是每个时代留给历史的文明见证。

　　杨锐教授总结，21世纪中国需要的风景园林学应当是以资源、环境和遗产保护为优先目标的；直面城市问题的；公众参与和公众教育的；支持循环经济和绿色产业的；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作为地域文化载体的。这样的风景园林学将对整个社会起到突出的环境贡献、城市贡献、社会贡献、经济贡献、精神文明贡献和文化贡献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以上六个贡献来确立风景园林学的学科地位，只有在这些方面有理论、有行动、有实践，才能真正推动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

　　行动宣言：六大行动发展符合中国当前社会发展需求的风景园林学。

　　要发展符合中国当前社会发展需求的风景园林学，杨锐教授建议采取六大行动：

　　行动一：建立风景园林学的学术共同体，肩负共同的使命和核心价值观，秉承求同存异的原则，发展充满活力的风景园林共同体；

　　行动二：确立学科价值观，打破学科划分界限，将对应于真善美的科学、人文、美学三方面内容结合融贯，在学科领域内共同发展；

　　行动三：发展理论活力与学科范式，不断进行丰富多样的理论探讨和范式选择，保持学科发展的不竭动力；

　　行动四：开放的多层次合作，发扬人居环境学科综合性、交叉性的特点，充分发挥风景园林学在理工学科与人文学科、在科学与艺术之间的桥梁作用，促进学科发展；

　　行动五：研究当下面临的重大问题，如城市化、气候变化、环境危机等，多学科协同解决问题的同时，寻找风景园林学自身解决问题的途径；

　　行动六：积累实践范例，包括保护的实践、规划设计实践、管理实践、工程技术实践、教育实践和实践研究等。随后，杨锐教授介绍了他所参与的北京绿地演变多尺度研究项目，该项目从不同尺度分析了北京市绿地演变的时空特征，指出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空间格局失衡、生态服务水平下降的问题，并提出了重新实现城市和自然有机结合的解决构想。该案例直面城市问题，旨在保护城市的生态格局安全和生态服务水平，反映了杨锐教授此前一直强调的风景园林学的使命和核心价值观。最后，杨锐教授和俞孔坚教授一起，和同学们就风景园林师的职责、规划设计中公众参与尤其是原住民参与的重要性、学科的核心内容、景观都市主义的主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杨锐老师在回答提问中强调，风景园林学科的内核是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学科的发展应该紧紧围绕该核心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