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拯救传统村落文化
admin
2013-01-05
来源:景观中国网
2012年9月,在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冯骥才和温家宝总理有一个关于保护古村落的对话。
2012年9月,在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冯骥才和温家宝总理有一个关于保护古村落的对话。
我(冯骥才)说:“有些村庄的历史非常悠久,文化遗存和历史财富非常深厚,它就像一本厚重的书,但没等我们打开,就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了。”
事实上,村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国家从2006年开始审批“非遗”,到现在已经审批了三批,国家一级共1291项,它们绝大部分都保留在村落里。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遗”评定的标准:它必须“扎根于有关社区的传统和文化史中。”如果村落没了,“非遗”这笔刚刚整理出来的国家文化财富便要立即重返绝境。
造成传统村落消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城镇化,城市生活的优越,都导致村落的消亡。但我觉得,我们不能把拥有深厚遗存的家园彻底抛弃掉。很多村民并不知道自己村庄的珍贵,不知道其建筑的独特,祖祖辈辈就这么过来了,也习惯了,可当他们离开村庄,村庄的传统也就被瓦解了。
我常说,保护文化遗产要靠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分三步,第一步是知识界自觉,或者说知识界先觉,知识分子必须有前瞻性,这是他神圣的责任。第二步是国家层面的自觉。最后才是整个社会与全民的文化自觉。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文明起来。
事实上,从知识界到国家层面的觉醒,中国的速度与世界是同步的。举例来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在2003年,可我们开始做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是在2002年,等我们把全部7000多项“非遗”整理完,就等于把中华民族的家底儿整理完了。
2012年,国家正式启动了传统村落的全面调查,并进行了专家审定与《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甄选工作。这又是一项全新的挑战,因为迄今为止,没有哪个家搞举国体制的村落保护工作,我们的思想理论全部要创造。这让我想起10年前,我从一个作家转向“非遗”工作,也都是新问题,“非遗”理论我们也都没有,这些年我带着学院的学生研究“非遗学”,整理出一门学问,没有学问就支撑不了这么大一个行动。
10年前,中国只有文物保护,经过10年努力,我们有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现在开始做的村落遗产三大体系,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历史财富得到全面和完整的保护,这是中国在文化建设上迈出的重大一步。
最开始时,我曾把保护传统村落比作“临终关怀”,觉得这些村落无可奈何花落去,有点悲凉的感觉。现在,传统村落从困境中逐渐走出,它独有的价值终于被人们认识,但一些问题也摆在面前。譬如地方政府执行上的问题——地方官员很多都在敛GDP,过分看中政绩,让保护文化遗产变质。譬如专家学者的不足——韩国每一个文化遗产背后都有一大批学者,而我们绝大部分文化遗产背后没有学者,只有开发商。
现在我越往下做,碰到的越是根儿上的问题。我们现在喜欢提经济社会,但新问题出来了——我们要富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不能不想,因为我们遇上了两个字,我认为它无比重要,就是文明。我们更应该提文明社会,既是物质文明,又是精神文明。人类对自身文化遗产的认识,不是面对过去,也不是守旧,而是证明我们是现代人了。只有进入现代,我们才把历史创造作为财富保留起来,人类保护遗产是现代文明的标志。
我就是希望把中华民族的好东西留下来,不是我们享受,而是留给后代。
我(冯骥才)说:“有些村庄的历史非常悠久,文化遗存和历史财富非常深厚,它就像一本厚重的书,但没等我们打开,就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了。”
事实上,村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国家从2006年开始审批“非遗”,到现在已经审批了三批,国家一级共1291项,它们绝大部分都保留在村落里。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遗”评定的标准:它必须“扎根于有关社区的传统和文化史中。”如果村落没了,“非遗”这笔刚刚整理出来的国家文化财富便要立即重返绝境。
造成传统村落消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城镇化,城市生活的优越,都导致村落的消亡。但我觉得,我们不能把拥有深厚遗存的家园彻底抛弃掉。很多村民并不知道自己村庄的珍贵,不知道其建筑的独特,祖祖辈辈就这么过来了,也习惯了,可当他们离开村庄,村庄的传统也就被瓦解了。
我常说,保护文化遗产要靠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分三步,第一步是知识界自觉,或者说知识界先觉,知识分子必须有前瞻性,这是他神圣的责任。第二步是国家层面的自觉。最后才是整个社会与全民的文化自觉。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文明起来。
事实上,从知识界到国家层面的觉醒,中国的速度与世界是同步的。举例来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在2003年,可我们开始做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是在2002年,等我们把全部7000多项“非遗”整理完,就等于把中华民族的家底儿整理完了。
2012年,国家正式启动了传统村落的全面调查,并进行了专家审定与《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甄选工作。这又是一项全新的挑战,因为迄今为止,没有哪个家搞举国体制的村落保护工作,我们的思想理论全部要创造。这让我想起10年前,我从一个作家转向“非遗”工作,也都是新问题,“非遗”理论我们也都没有,这些年我带着学院的学生研究“非遗学”,整理出一门学问,没有学问就支撑不了这么大一个行动。
10年前,中国只有文物保护,经过10年努力,我们有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现在开始做的村落遗产三大体系,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历史财富得到全面和完整的保护,这是中国在文化建设上迈出的重大一步。
最开始时,我曾把保护传统村落比作“临终关怀”,觉得这些村落无可奈何花落去,有点悲凉的感觉。现在,传统村落从困境中逐渐走出,它独有的价值终于被人们认识,但一些问题也摆在面前。譬如地方政府执行上的问题——地方官员很多都在敛GDP,过分看中政绩,让保护文化遗产变质。譬如专家学者的不足——韩国每一个文化遗产背后都有一大批学者,而我们绝大部分文化遗产背后没有学者,只有开发商。
现在我越往下做,碰到的越是根儿上的问题。我们现在喜欢提经济社会,但新问题出来了——我们要富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不能不想,因为我们遇上了两个字,我认为它无比重要,就是文明。我们更应该提文明社会,既是物质文明,又是精神文明。人类对自身文化遗产的认识,不是面对过去,也不是守旧,而是证明我们是现代人了。只有进入现代,我们才把历史创造作为财富保留起来,人类保护遗产是现代文明的标志。
我就是希望把中华民族的好东西留下来,不是我们享受,而是留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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