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华：好说不好做

　原因很简单，为什么专家们一边在说正确的话，另一边错误还在继续发生，甚至愈演愈烈呢？


 

对于城市规划和建筑，这个时代并不缺正确答案

　　把这些问题的责任归结为政府的无知恐怕并不公正。现今的政府中，至少在发达地区的政府中，具有城市规划和建筑专业背景的官员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博士、硕士；以这些人的专业知识以及国内外考察所获得的见识而论，他们对“正确答案”的知晓程度未必在这些专家之下。为什么他们知道而做不到呢？
　　
　　还有，那些站在讲台上的专家是不是因为敢于批判，就免去了自身的责任呢？
　　
　　前不久，因为“设计深圳”的展览，请部分建筑界人士推荐心目中优秀的深圳建筑，想来想去，他们竟然举不出几个满意的例子。千万不要说，深圳这么多的建筑都是委托方主观意志的产物，应该说，建筑师自由创造和发挥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也千万不要说，活跃在深圳建筑市场的，只是些二流、三流的建筑师，应该说，它更是中国乃至世界一流建筑师的舞台。为什么建筑大师们作为批评家出现的时候振振有词，一旦他们自己动手的时候很难拿出让人服膺的优秀作品呢？
　　
　　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只是想说，当人们为专家们在论坛上的发言叫好的时候，这些“正确答案”可能遮蔽了背后更深刻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们不满足一次又一次地听这些正确的话，人们更想知道的是，为何说起来都好说，做起来却很难？
　　
　　拿保障房来说，有建筑师说话了，在二十一世纪，大规模地建一些质量不高、面积有限的简易住房是建筑学的倒退。那么，是为了社会的公平、稳定而牺牲建筑学呢，还是为了建筑学而牺牲社会的公平和稳定呢？还有，当一些实验建筑师打着生态的旗号尝试重新启用古代的砖瓦、木头、竹子的时候，它的中看不中用，它对资源的耗费，正好又走向了它的反面，这种做法是当今的中国承受不起的……
　　
　　中国的规划和建筑常常在两难的状态中相互纠缠；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只是同时有一些同样基于现实的强大理由来抵消这些所谓对的东西。中国规划、建筑的问题不是找不到“正确答案”，也不是缺乏好的方法和技术，而是无法解决综合性的社会问题、资源问题、权力关系问题。
　　
　　就问题的复杂性而论，建筑思想论坛更需要对当下中国现实进行深入分析，而远远不是像说出正确答案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