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念长：世界遗产应怎样申报与开发

　　曾念长 

　　青年学者，文化批评家。 　　

　　２００２年毕业于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专业，从事媒体工作多年，长期坚持文化批评写作和文化社会学研究，并为国内知名媒体撰稿或开设专栏。 　　

　　理论取向：文化社会学。 　　

　　方法取向：文化批评。 　　

　　主要研究对象：文学场、媒介社会、国内外文化批评思潮等。


　　随着“中国丹霞”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的世界遗产项目已达40个，在数量上高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意大利（45项）和西班牙（42项）。参照欧美传统，世界遗产项目的确立意味着一个国家在世界性共享资源的保护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因此收获的也是一份世界性的荣耀。当中国跻身世界遗产大国的时候，国人的心情理当类似于他国。
　　
　　然而吊诡的是，当申报世界遗产的捷报传来之时，越来越多的国人却表现出某种焦虑。尽管申遗专家试图说明世界遗产可以实现开发与保护的共赢，新晋世界遗产项目的景区负责人也连忙表态短期内不会提高景区门票价格，但在全国各地旅游产业近乎大跃进的背景下，世界遗产早已被纳入旅游经济的消费框架中，其开发与保护、收益与共享的平衡往往难以把握。此外，成功申报世界遗产的景区无一例外地身价倍增，对外收取高昂的门票价格。

　　导致世界遗产的开发与保护、收益与共享失去平衡的原因，大致有两点：

　　第一，地方政府企业化。学者洪银兴曾提出了“市场行动者”的观点，认为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是一种准企业行为。根据有关规定，世界遗产景区不得实行经营权转让，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将成为世遗景区的实际收益者，一些地方政府举债申遗的背后逻辑是“投资”，高投入的下一步必然是谋求高回报，因此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类似于一家企业，其对世界遗产资源的开发冲动也远远超出了保护的长远考量。

　　第二，旅游经济门票化。中国的旅游产业依然还处于观光游阶段，门票占每个旅游消费者支出的35％以上，而在世界遗产景区，这个比重超过了50％。今年以来，景区门票普遍要上涨的风声一出，便引来民意的一片反弹。作为世界遗产，高价门票更是被诟病为“剥夺了民众的共享权利”。

　　作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选美游戏”，申遗的核心规则是实现世界遗产开发与保护、收益与共享的平衡。当我们无法实现这种平衡与目标的时候，政府作为人类共同拥有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管理者，理应控制申遗的非理性冲动，以实现这些资源的永续利用与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拥有丰富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的国度就要停下申遗的脚步，而是要站在世界遗产本身的高度重新确立申遗的行动准则。

　　第一，重构申遗管理体制。目前，中国申遗主管部门涉及国家文物局和建设部，所需经费则由地方政府筹措，对世界遗产的管理也是“属地管理”。要改变当前各地政府“以旅游养保护的投入机制”，可借鉴英国的申遗体制，将世遗申报、监管的职责统一归口文化部，并建立世界遗产和保护基金会，吸纳社会资金，弱化地方政府的投资性行为。

　　第二，采用“国家定价”手段抑制世界遗产地的景区开发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世界遗产的申报必须按要求建设配套设施，如博物馆、游客中心、管理中心、监控中心、各种监控设施等。各地政府在执行这一要求的时候，往往借机将世界遗产资源圈为封闭型的景区，并向游客收取高额门票。根据世界遗产的共享性质，应该还原世界遗产的公共属性，将世界遗产所在地建设为开放型的旅游目的地。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国家定价”，根据每处世界遗产的维护成本，由国家统一制定相关旅游项目的门票价格，从而抑制地方政府和旅游项目运营商的开发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