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为何我们无法阻止城市拆迁？

　　近日关于广州城市拆建与保护的喧嚣之声不断，我也投身于其中诉说着自己的立场、原则和心境。但我总有语不达意的感觉。在夜深人静之际，我发现我所接受的访谈、所撰写的社论、专栏文章等等无不显得苍白无力，而且太简单、太功利，丢失了太多的东西。时刻萦回在心中的那些漫无边际的思想和语句，的确难以在街垒前沿中吐露，功利的语境会使那些需要自我质疑、否定的思想和那些在心中如醉如痴的情感受到嘲弄和伤害。因此，选择和坚守自己的语境才能让语言真正探测城市心灵的深度和广度。

　　在今天就为广州这座城市铺陈追忆的复杂性和脆弱性，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且过多的追忆似乎显得有点矫情。既没有周原上与青铜锈迹相伴的萋萋青草，也没有什么泽葵依井、崩榛塞路，浪漫主义历史感所需要的道具和元素都还缺乏，似乎没有什么事物会值得让人在此地流连徘徊、慨然咏叹。就是说，往昔的魅力在旁人看来还没有成型，你感哪门子的伤呢？

　　其实不是的。眷恋和追忆与成型的历史道具无关，它们的对象是镶嵌在内心深处的碎片，那些带着旧日窄街闾巷的所有温情气息的碎片；那些碎片铺砌的是一座城池的生活史———更准确说是心灵史。因此，城市往昔的魅力只与它的看护人的心灵有关。与熙攘的游客无关，更与为政绩奔忙的官员无关，任何往昔的魅力只与看护人投向它的最后一瞥有关。本雅明说“最后一瞥之恋”（loveatlastsight）是现代人的欢乐，其实现在的人有谁是懂得的？

　　说到底，我对广州的眷恋不是因为什么建城2222年，或因为什么饮茶粤海的名人胜迹———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者其实是不假外求的。对城市的眷恋其实是对内心感受的眷恋，如奥地利诗人里尔克说的所有那些“房子”、“井”、“塔尖”甚至一件衣服和一件长袍都有无穷的意味，都有丰盛的人性蕴涵。他以千篇一律的美国大机器生产品作为对比，发现了在那里人性的贫乏与枯竭。这是里尔克的“最后一瞥之恋”，在最简单的与往昔相联系的物事中重温人性的一切。

　　关于往昔的这种魅力，另一位诗人王尔德说得更直接：“往昔的唯一魅力就在于它已是过去。”中国古时候伟大的诗人面对滔滔河流的时候为什么会涕洒横流，如果不是想到“过去”的无法追返的性质？

　　还需要细心思考的是，往昔的魅力所具有的真正价值并非只是面对过去，而是面向未来———为了反抗未来的贫乏与枯竭，为了给那些被贫乏淹没的未来岁月准备心灵的最后一点食粮。从这一点来看，也不能说浪漫主义看护人的姿态中不含一点功利。

　　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啊，文化守护者总是被人认为是沉湎于过去、总是与生气勃勃的面向未来的建设者（包括拆迁者）背道而驰。背时总是要被嘲弄的，其实守护者总是提前站到了未来，回过头来看到现在生气勃勃的一切终将化为废墟，如果没有了持续不断的对往昔的珍爱和眷恋，眼下的一切在烟消云散之后又有意义呢？真正应该受到嘲弄的是那些只有未来、没有过去的拆迁———建设者。为历史和文化的遗产提供庇护之所，而不是任由它们无家可归，这是作为人自身的神圣职责。因为如果人类失去了关于自身存在的记忆，等于使现在的一切毫无意义。

　　保护一座城池的遗产，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看护，而且是去供奉、去信仰，是在世俗的无边深渊中握有一点灵性、一点神性的东西。

　　就如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城池的历史与文化也同样需要被信仰，否则一时一地的保护、反对拆迁最终都是徒劳的。只有从内到外地拥有了感情、信仰、神性，才能真正走上看护人之路。我甚至感到，一座城池的全部往昔的魅力只为那些人而存在，那些人并不需要说出多少理由来爱它，也不一定总是为了保护一砖一瓦而挺身而出、到处疲于奔命；那些人只是把自己全部的心灵变成一个无边的容器，无处不在地吸纳着往昔魅力中的任何一点星光。

　　在保护城市文化遗产的时候引入神性的问题是否有必要呢？古罗马政治家和神学家西塞罗说过，“一个人只要在回忆和认识自己从何而来，他便是在认识神”。这句话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神学家的妄语，它把一己肉身在凡世中获得的最遥深、最内在的感受升华至神圣的境界，难道不是一种深刻的体认？

　　与这些人相比，我很怕看到另外一些人总是不无骄傲地以对现实洞察幽微的调查、以对发展与保护两不误的战无不胜的辩证法则、以对当下广州老城民生的貌似关怀，来描绘旧貌变新颜的蓝图，因为我知道这些在目前的中国已是具有高度的治理才能的表现，其在政治上的正确性毋庸置疑。正是因为这样，看护人的道路与前景显得更为艰难。也是以几十年生活在中国的名义，我相信各种权宜、智商、策略、计谋等等只能逞一时之功利，它们的胜利反而遮盖了人们心灵中的深刻危机。

　　看护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接触到一个悖论：西塞罗曾长久地注视过它，他知道不朽之人来自于必死之人；有了破坏的力量就有保护的力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看护人来自于拆迁者。

　　当然，实际上“看护者”概念还是有它的来源谱系。我想以“城市看护者”的概念来帮助我们追寻和确认某些重要的意义，尽管为了避免掉书袋的嫌疑，似乎不应把海德格尔拉进来，但是明眼人还是会一眼看出“看护者”这类字眼的挪用来源。

　　20年前我读乔治·斯坦纳的《海德格尔》，印象很深的是他说在德语中“看护人”（verwalterin）这个词对海德格尔来说至关重要，它意味着“看护人的职责”即看护人对遗产的主动保管的责任。当然，我们知道海德格尔说的是，哲学是理性的看护人。他以此反抗对存在的遗忘和对至关重要的实存之神秘性问题的无动于衷———正是这些遗忘和无动于衷使人们失去家园、无家可归、被异化于野蛮状态中。

　　说到这里，我想把它挪用为“城市看护者”是不无意义的。人对自己家园的历史是容易遗忘的———我指的是那种真正的遗忘，即表面上知道广州市建城已有2222周年、表面上记得从前广州中山五路有一间新华电影院，但是在心灵深处早已失去了因2222年、因那座曾经存在的电影院而产生的神秘悸动，早已失去了对那些难以言传的关于实存和它们的气息的眷念。

　　每一次的抗争都是与遗忘作斗争，它的成果不但表现为保护，而且体现在一种对于集体记忆的召唤；它的成果还在于把文化记忆的脆弱和珍贵暴露在权势与资本的无情蹂躏之下，从而唤起人们内心的怜悯和恐惧。17世纪法国的塞维涅夫人的书简中有一封信说，当她看到有一片古老的森林被砍伐，几乎哭出声来，“那些愁容满面的林中仙女，那些无处安身的森林之神，那些两百年来一直以这片树林为家的老乌鸦，那些在幽暗的密林中用凄厉的叫声预告人类不幸的猫头鹰，昨天都向我诉说他们的痛苦，使我为之动容。”能够看到那些森林之神的人是不会拿起砍伐的斧头的。只有怜悯和恐惧是往昔魅力的最好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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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到现在，我还没有触摸到广州的城砖与屋瓦，似乎要把我的“最后一瞥”隐藏在宏大的叙事之中。我从小在惠福西路的横街窄巷里追逐玩耍，从南濠街到毕公巷，沿街东行是麻行街、象牙街、玛瑙巷、米市街，这一带在唐宋时代就是繁华的居民区，至今有唐代的光塔和明代的大钟楼。我读书的中、小学刚好分别在光塔和钟楼的下面，那时候我常常在课堂上仰望塔尖、阁楼。有谁曾心仪过在光孝寺出土的那件瓦当上的莲花，那丰满而微微翘起的瓣尖不但充盈着青春而且印证着一段青葱的佛缘？有谁不曾在碧波花影中体味过“流花桥”、“荔枝湾”、“泮塘”这些地名的委婉、凄迷和万种风情？最后登上观音山五层楼吧，吟诵着那副名联，那时候“万千劫危楼尚存”可以倚栏看剑、泪洒英雄。

　　或许这些前尘胜迹太雅太诗意了，还是谈谈我从小熟稔的生活吧。我上小学的时候，早上总喜欢到惠福西路这边的南濠街口一个小档吃濑粉，5分钱一碗还有辣椒、萝卜粒任吃；在甜水巷口对面有一档猪红汤，滑溜的猪红佐以葱花、胡椒粉；不少广州人恐怕都还记得西门口的那档羊什汤吧，“食在广州”本不在于今天那些豪宴上的山珍海味。爬到屋顶上放纸鹞吧，用石榴树枝做成我们的弹叉吧，在巷陌中射棋，用滚珠辘做成我们的木板手推车在满街飞奔，穿着木屐在小巷的麻石路面上追逐，这一切景象和声响还恍如昨日。
　　梁思成、林徽音在1932年对北平城有一种感怀：“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其实何止是古建筑，一汤一饭和一首俚语曲谣都是往昔魅力的一部分。

　　当然，承载着往昔魅力的首先还是城市的建筑风貌。在近世历史上，有两种革命对保存古建筑、古遗产极为不利。一是政治革命，这种革命的滔天热浪总是会首先摧毁那些旧世界的象征。如法国大革命爆发不久就拆除了巴士底狱，这是出于革命的愤怒与对旧世界的憎恨。有时也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例如对旧人物凭吊遗址而产生情感上的悲愁与反叛的预防。另外就是工业革命，英国是典型例子。谢菲尔德、曼彻斯特等许多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城市，几乎所有历史古建筑和文化遗址都被淹没在修建厂房、开辟道路的洪流之中。

　　有些城市改造的工程还会隐含着特殊的功利性。例如19世纪奥斯曼改造巴黎道路的工程，你以为就是为了适应交通发展的需要么？我们可能没有什么关于战斗激情的记忆，因为在我们的近代史词汇中从来没有恩格斯研究过的“街垒战”。而奥斯曼巴黎改造规划的目的之一，是使巴黎永远不再可能修筑街垒，他没想到的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竟会使街垒变得更高、更坚固。据乔治·拉龙泽的《1871年巴黎公社史》载，巴黎的工人宁愿战死在街垒后面也不愿意撤离到开阔地带。但是，虽然在这里奥斯曼遭到挫败，但是他在为拿破仑帝国高唱赞歌方面确是有所建树，这是政绩工程的西洋古典样板。不可否认，不少都市中人会被气势雄伟的建设所迷惑。但是本雅明还是一针见血地说，从此巴黎的居民不再有家园感，而是开始意识到大都市的非人性质。

　　1925年，杰出的法国现代主义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提出了一个改建巴黎中心城区的庞大计划，巴黎老城将荡然无存，将要崛起的是一个以对称配置的十字形摩天大楼和架空高速公路为特征的新巴黎。他的豪迈宣言声称：“巴黎将就地改造，无须回避。每个世纪、每种思潮都应该铭记在它的石头上。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形成生气勃勃的巴黎形象。”幸亏后来他的方案未被实施，否则这将是人类文化的一场无端劫难。

　　在时代变迁的疾风暴雨中，浪漫主义思潮是一支与之相抗衡的力量。18世纪的欧洲涌动着社会变革的观念，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来自于浪漫主义思潮的对历史传统的敬畏与崇拜。不仅是保护，甚至出现了复原古遗址的工程。19世纪，法国建筑理论家维奥莱·勒·迪克是这种思潮与实践的最有代表性人物。他和梅里美一起制定文物修复方针，主持修复了巴黎圣母院、亚眠大教堂等中世纪著名建筑。我们却曾经有过狂热的政治浪漫主义，使古城北京竖起了烟囱、不见了城墙；现在盛行的是权力浪漫主义、政绩浪漫主义，都是与纯正的浪漫主义美学无缘。

　　用思想理性的思路来看，往昔的魅力和守护者的最后一瞥的核心是文化价值观问题。美国著名的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把人类的命运与城市的文化价值观紧密相连，这是多年来我读他的那本脍炙人口的名著《城市文化史》的最深感受。当他说到古希腊雅典学院的关闭时，他认为这是古典世界的灯火熄灭了，人类的厄运降临。我们今天谈城市的文化品位问题，其实最重要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观念。

　　还是先回味一下芒福德的睿智言述吧：最初城市是神灵的家园，后来城市成为了改造人类自身的场所；人类凭借城市作为阶梯，一步步地提升自己、丰富自己；人类的城市要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物为鲜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我认为，从神的文化到人的文化，关键的相通之处是敬畏、升华和爱，而这正是在我们的城市文化建设中最被忽略的价值观。

　　我们不妨分而述之。首先，以政绩和经济生产值为单方考量的发展观导致历史文化的物质遗存急剧消失，大半个世纪以来我们自毁的民族文化遗产如恒河沙数，其罪孽之深重夫复何言！这是文化观念中毫无敬畏之心的结果；其次，从全能政治控制到金钱就是一切，大河上下顿失的是向上升华的信仰和情操，都市中滩涂遍地的是政治或经济的泥淖。灵魂被淹没和窒息，其心灵之惨痛夫复何言！这是民族心态中失去了精神升华的结果；还有，暴戾的政治斗争与逐利的经济狂潮使人与人之间爱心泯灭，城市的夜幕中掩盖着多少朱门的无耻与寒民的悲泣。爱意与温情被毁弃、被嘲弄，其情感之枯竭夫复何言！这是人性逐步丧失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的城市啊，光是看到高楼巨厦、而看不到与人类命运至关重要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深重危机的人，真是心灵上的瞎子。由于文化价值观念看似无形无踪，因而轻视它；更因为文化价值观念必然包涵有普世原则，因而敌视它；还因为文化价值观念总有神圣的超验性，因而妖化它———所有这些都是建设文化价值观念、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大敌。

　　我们如何面对着这种景况而能说服自己，说我们城市的未来必定是阳光普照的福地？最后说回芒福德吧，他说城市的最终任务，是促进人们自觉地参加宇宙和历史的进程。他认为在城市中上演的所有戏剧，都应该具有最高程度的思想上的光辉，具有明确的目标与爱的感情。这是城市看护人的“最后一瞥”的最激动人心的使命。（原题为《往昔魅力与最后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