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坚：汶川之后，重谈人居环境设计作为生存的艺术

　　曾经美丽灵秀的山川，曾经生机勃勃的城市，瞬间变成埋葬数以万计生命的坟场！汶川大地震再次告诉我们：景观充满杀机，人造城市也充满恐怖。因而，城市、景观和建筑的规划设计是生存的艺术，这种生存艺术至少在四个层面上展开： 
　　1.相地选址：如何通过选址在宏观尺度上处理人的活动与自然过程，以及地形地貌的和谐关系，从一开始便远离灾难。风水就在如何相地择基方面有特别的关注，诸如城市和村落的选址要避免直接在大山脚下，应在所谓的“胎息”之地或在大体量山体的余脉和小山包上，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无疑是避免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掩埋危险的安全地带；又如，风水以乳突形的穴位为上佳之地，大抵在平坦之地上的高亢台地，则同样有避免与地震相关的灾难之功能。 
　　2.开放的空间系统：通过城市开放空间的规划和设计，在危险降临城市时，使居民仍有方便的逃生机会。一个连续的、面积充裕的城市开放空间系统，对于人流疏散和避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对于大城市尤其重要。都江堰广场等一系列开放空间在汶川地震中发挥的作用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3.场地设计：场地的可达性、开放性、穿透性、无障碍设计以及和建筑物的关系，包括后院通道和出口，甚至种植方式，都使场地对身处其中的生命有至关生死的意义。户外场所既可以是死亡陷阱，也可以使生命逢凶化吉。如汶川地震中，就有多起因场院围墙而毙命的悲剧。 
　　4.建、构筑物的设计：构、建筑物的抗震设计当然是致命因素，他们既可以是生命的庇护所，同样也可以成为死亡陷阱。汶川地震造成的最大受害群体是学生，而根本的人为原因是建筑质量的低劣，这是中国建筑行业永远抹不去的耻辱。城市开放场所中的构筑物的设计有同样的生存意义。 
　　像汶川这样的恐怖景象在中国大地上曾经上演过无数次，史前的记录包括4000年前青海喇家遗址那大房子里一族人的遗骨；中国最早的文字和史书就充满了地震灾害的经验，《易经》的六十四卦中专门有《辰》卦（同《震》卦）；1556年的“关中大地震”使80万人死亡，被认为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夺去近25万生命的唐山大地震仿佛如昨天。这些灾害经验在我们的生物与文化基因上都留下了宝贵的基因。然而，人类的生物避灾基因往往被深埋在现世文化的尘埃之下，现代人的避灾本能甚至不如洞中的老鼠、林中的蟾蜍和水中的游鱼。对前科学时代的先民来说，人的避灾本能往往借助图腾和禁忌，成功地进行日常行为，在灾难来临时能驱吉避凶，甚至成为审美标准，如中国山水画中关于山的审美评价就有可观、可行、可游和可居之说，而以居为上。所谓可居，便是自然山川中的安全庇护所。中国古代的风水术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这种灾害经验的图腾和禁忌文化，也是景观的审美文化。
　　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这个时代并不比使用易经和风水术那个时代落后。当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包括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和空间分析技术，都赋予当代的人类比生物的本能、比前科学时代的风水先生，有更多的能力和智慧来选址、来规划城镇的景观安全格局和生态基础设施，来设计日常的户外活动场所。而今天的灾难根源在于人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时代，却又不遵守必要的科学规范和原则，加上人口数量和密度的巨大，自然灾害的破坏力和杀伤力都被放大了。因此，当代中国在破除旧的经验图腾和禁忌的同时，必须建立新的科学“图腾”和“禁忌”，那就是使科学的防灾避灾知识和法规成为日常行为，特别是人居环境设计和管理的自觉意识；必须时刻牢记城市、景观和建筑的规划和设计是生存的艺术：通过设计使我们的家园不但美丽和高效，更应该安全并有利与健康。 

　　注：俞孔坚，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兼首席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