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圆明园留下的历史拷问
admin
2007-12-10
来源：景观中国网
黄炎培先生在1945年曾经提出过一个“历史周期率”问题，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成了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的特色现象。在这个现象背后，似乎有有一条不可逆转的规律：兴盛起来势不可挡，灭亡的时候也迅速土崩瓦解，周而
黄炎培先生在1945年曾经提出过一个“历史周期率”问题，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成了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的特色现象。在这个现象背后，似乎有有一条不可逆转的规律：兴盛起来势不可挡，灭亡的时候也迅速土崩瓦解，周而复始，永不停息。其实，不仅历代封建政权如此，中国的其他问题也同样遵循着这个法则，有些事件看上去新颖别致，实则不过是循环着一条老路。
早在1999年中国就有人提议重修圆明园，遭到了49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坚决反对；2004年又有专家提出重修方案，再次使社会舆论同声谴责；尔后，浙江某企业又宣布将筹资200亿元人民币，耗时5年再造这个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引发了一次全国性的声讨。然而，大众的反对声并没有使这个动议消解，在圆明园罹难147周年纪念日举办的“纪念圆明园建园三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建筑学家汪之力先生呼吁，应尽快恢复圆明园原有的山形水系和植物配置，并按原样重建总体十分之一的建筑物。让圆明园成为保护世界文化的特殊纪念地。（据中新网10月19日）
我注意到，此次专家的呼吁少了以往的“主旋律”色彩，也避开了盈利的说法，尽管如此，他们以“展示‘圆明园事件’、清朝的政治和文化以及中国传统园林”为由，重修这个封建时代的皇家园林，仍然成了社会舆论的焦点。因为人们轻而易举就可以找到反对重修的理由。既然圆明园是国耻纪念地，对其修复将失去应有的教育价值。从现代意义上看，它早已不是宫廷建筑或皇家园林，而是被列强掠夺后的遗址，对其进行修复无疑是对那段屈辱史的掩盖，不但与现行的国家文物保护法相背，而且会使之变得不伦不类。
其实，自从1860年被英法联军洗劫后，这个世界园林之最的建筑遗址就成了中国人的一块心病。反对重修与赞同重建的争论从开始延续到了今天。过去，同治皇帝曾经发誓要修复圆明园，怎奈刚刚投以巨资，又被八国联军烧毁；民国初期，袁世凯一度要“倾力复造天朝辉煌”，终因皇帝梦破灭而成为他永久的遗憾。总之，这好比由一条定理演绎出的两个推论，一个用肯定句式表述，另一个用否定句式表述。封建统治者希望让世人忘记自己的耻辱，民众利益代表者希望借此自我反省，以致使大多数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了“圆明园情结”。
岁月的天空风来雨去，留下的是不变的满目疮痍。站在圆明园的残垣断壁前，就像翻开了一部中国的历史——秦朝的阿房宫、汉朝的长乐宫、宋朝的艮岳等，和圆明园一样都是当时世界上顶级的标志性建筑。让人颇为感慨的是，这些富丽堂皇的园林宫殿，最终的宿命都是被一把火烧掉。不同之处在于，圆明园不是毁于内乱而是被西方列强焚毁，自此以后号称“天朝上邦”的中国一蹶不振，才有了更深远的纪念意义。
封建统治者历来以浮华而彰显自己的威严，这既是他们梦华的象征，又是他们梦断的缘由。阿房宫的建造使秦朝的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一方面是骄奢淫逸，一方面是饥寒交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加速了秦国的灭亡。圆明园的奢华同样如此，每一块石料背后都是累累白骨。谁也不会去设想，一个由少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把老百姓视作草芥的权贵集团统治的政府，会有多少人留恋它的辉煌。据当时英国随军记者撰写的《帝国的回忆·晚清观察记》载，数万名清军将士，拥有坚固的城墙堡垒和精良的铜炮，却不敌千余英法联军的恐吓，未放一枪便四散逃命，而清政府投降的惟一条件是不要联军放苦力们进城。以致在圆明园遭到抢劫和烧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围观翘望，根本无动于衷。既然烧不烧它与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毫不相干，那么在今天的公民社会，重新修建又有什么用呢？
即使从保护古迹的角度去看，目前中国需要修复的又何止一个圆明园？更何况现存的文物和古迹大多已沦为了经济利益的驱动器，被列为保护对象的之时往往便是饱受践踏之日。而圆明园之于当今中国的意义在于其残缺和破败，站在这个基点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研讨它，都会得出一条至深至浅的心得：世界潮流，顺者昌逆者亡。其意义不仅是让人们牢记外寇的侵略，还是自我警示——在任何时候，妄自尊大，自绝与世界潮流之外，都无异于自取灭亡。
由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近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综合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与此同时，一些人又开始了做他们的“天朝上邦”美梦，竭力鼓吹儒教文化是引领万邦的核心力量，动不动就标举儒教文化大旗，甚至拉出“儒教文化圈”内的日本、新加坡等国当成功的范例。岂知，日本的高速发展正是“明治维新”抛弃了儒教的结果，而早在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介绍他的七条治国经验时，却没有一条涉及到儒教文化。可笑的是中国某些学术权威，不但对此视而不见，还时常以保护文化的名义对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化经典进行篡改和歪曲，什么“与国际接轨”，什么“中国特色”，完全视某个人或某一集团的利益而定，连当年清政府奉行的“师夷制夷”的开放策略都比不上。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圆明园的辉煌与残破证实这一定律的普遍性。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没有因为他们建造华丽的宫殿和园林而“泽被万载”，恰恰相反，他们无一例外都成了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忽略了这样的前提，无论是“以企业行为重现圆明园景观”，还是为了“申报世界遗产”，都是对民众意愿的莫大蔑视。我固执地认为，中国历史上一段最痛最深的创伤不会因为被涂脂抹粉而变得完好如初，除非有人害怕露出自己的丑陋和狰狞而有意为之。
早在1999年中国就有人提议重修圆明园，遭到了49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坚决反对；2004年又有专家提出重修方案，再次使社会舆论同声谴责；尔后，浙江某企业又宣布将筹资200亿元人民币，耗时5年再造这个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引发了一次全国性的声讨。然而，大众的反对声并没有使这个动议消解，在圆明园罹难147周年纪念日举办的“纪念圆明园建园三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建筑学家汪之力先生呼吁，应尽快恢复圆明园原有的山形水系和植物配置，并按原样重建总体十分之一的建筑物。让圆明园成为保护世界文化的特殊纪念地。（据中新网10月19日）
我注意到，此次专家的呼吁少了以往的“主旋律”色彩，也避开了盈利的说法，尽管如此，他们以“展示‘圆明园事件’、清朝的政治和文化以及中国传统园林”为由，重修这个封建时代的皇家园林，仍然成了社会舆论的焦点。因为人们轻而易举就可以找到反对重修的理由。既然圆明园是国耻纪念地，对其修复将失去应有的教育价值。从现代意义上看，它早已不是宫廷建筑或皇家园林，而是被列强掠夺后的遗址，对其进行修复无疑是对那段屈辱史的掩盖，不但与现行的国家文物保护法相背，而且会使之变得不伦不类。
其实，自从1860年被英法联军洗劫后，这个世界园林之最的建筑遗址就成了中国人的一块心病。反对重修与赞同重建的争论从开始延续到了今天。过去，同治皇帝曾经发誓要修复圆明园，怎奈刚刚投以巨资，又被八国联军烧毁；民国初期，袁世凯一度要“倾力复造天朝辉煌”，终因皇帝梦破灭而成为他永久的遗憾。总之，这好比由一条定理演绎出的两个推论，一个用肯定句式表述，另一个用否定句式表述。封建统治者希望让世人忘记自己的耻辱，民众利益代表者希望借此自我反省，以致使大多数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了“圆明园情结”。
岁月的天空风来雨去，留下的是不变的满目疮痍。站在圆明园的残垣断壁前，就像翻开了一部中国的历史——秦朝的阿房宫、汉朝的长乐宫、宋朝的艮岳等，和圆明园一样都是当时世界上顶级的标志性建筑。让人颇为感慨的是，这些富丽堂皇的园林宫殿，最终的宿命都是被一把火烧掉。不同之处在于，圆明园不是毁于内乱而是被西方列强焚毁，自此以后号称“天朝上邦”的中国一蹶不振，才有了更深远的纪念意义。
封建统治者历来以浮华而彰显自己的威严，这既是他们梦华的象征，又是他们梦断的缘由。阿房宫的建造使秦朝的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一方面是骄奢淫逸，一方面是饥寒交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加速了秦国的灭亡。圆明园的奢华同样如此，每一块石料背后都是累累白骨。谁也不会去设想，一个由少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把老百姓视作草芥的权贵集团统治的政府，会有多少人留恋它的辉煌。据当时英国随军记者撰写的《帝国的回忆·晚清观察记》载，数万名清军将士，拥有坚固的城墙堡垒和精良的铜炮，却不敌千余英法联军的恐吓，未放一枪便四散逃命，而清政府投降的惟一条件是不要联军放苦力们进城。以致在圆明园遭到抢劫和烧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围观翘望，根本无动于衷。既然烧不烧它与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毫不相干，那么在今天的公民社会，重新修建又有什么用呢？
即使从保护古迹的角度去看，目前中国需要修复的又何止一个圆明园？更何况现存的文物和古迹大多已沦为了经济利益的驱动器，被列为保护对象的之时往往便是饱受践踏之日。而圆明园之于当今中国的意义在于其残缺和破败，站在这个基点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研讨它，都会得出一条至深至浅的心得：世界潮流，顺者昌逆者亡。其意义不仅是让人们牢记外寇的侵略，还是自我警示——在任何时候，妄自尊大，自绝与世界潮流之外，都无异于自取灭亡。
由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近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综合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与此同时，一些人又开始了做他们的“天朝上邦”美梦，竭力鼓吹儒教文化是引领万邦的核心力量，动不动就标举儒教文化大旗，甚至拉出“儒教文化圈”内的日本、新加坡等国当成功的范例。岂知，日本的高速发展正是“明治维新”抛弃了儒教的结果，而早在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介绍他的七条治国经验时，却没有一条涉及到儒教文化。可笑的是中国某些学术权威，不但对此视而不见，还时常以保护文化的名义对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化经典进行篡改和歪曲，什么“与国际接轨”，什么“中国特色”，完全视某个人或某一集团的利益而定，连当年清政府奉行的“师夷制夷”的开放策略都比不上。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圆明园的辉煌与残破证实这一定律的普遍性。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没有因为他们建造华丽的宫殿和园林而“泽被万载”，恰恰相反，他们无一例外都成了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忽略了这样的前提，无论是“以企业行为重现圆明园景观”，还是为了“申报世界遗产”，都是对民众意愿的莫大蔑视。我固执地认为，中国历史上一段最痛最深的创伤不会因为被涂脂抹粉而变得完好如初，除非有人害怕露出自己的丑陋和狰狞而有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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