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吴良镛教授

　　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是国人甚为熟悉的学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时又是保加利亚、美国、日本、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建筑学会的资深会员、文化骑士、院士、教授、顾问，1987年任国际建协副主席，1988年任人类聚居学会主席，而且又曾经是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中国大科全书·城市规划》卷主编，头衔多得数不胜数；1989年他主持规划设计的北京菊儿胡同实验项目荣获国内多项大奖后又得亚洲建筑师协会颁发的“优秀设计金质奖章”，1989年国际文化理事会确认他“杰出的艺术事业及对人类艺术遗产有价值的贡献”并颁发荣誉证书，1993年在联合国总部由应届联大主席授予他“世界人居奖”等等，荣誉也多得数不胜数。

　　吴良镛先生1922年出生于南京，1940年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1945年受梁思成先生之约赴清华大学协助筹办建筑系。1948年经梁思成推荐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在伊利尔·沙理宁门下主修建筑与城市设计，次年获硕士学位。1950年毅然回祖国参加建设。1951年与中国农大汪菊渊教授一起开设我国第一个园林专业，1959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1960年主持《城乡规划》教学用书编写，1995年建立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等等，吴先生的业绩，可谓十分辉煌。然而，这一切只是他生命中华彩的一部分。

     吴良镛先生自1946年开始在清华大学执教至今已过六十年，现在还在带博士研究生，还在主持重大研究课题的研究工作。自195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秘书参加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建筑师学会第四届大会”始，到1999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建协第二十届大会上作主旨报告，然后加上这几年的，共参加过国际性的重大学术活动数十次，国内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方面的重大会议数百次。真不易呀，这需要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去应付。然而更不易的是六十年间，他发表了字字珠玑的文章200多篇，正式出版专著(包括与人合作)整十本，约三、五百万文字！谁也无法计算，这三、五百万文字，需要花费他多少心血，白了他多少头发？
 
　　作为建筑系出来的吴良镛，好像对于单一的建筑兴趣并不大。数百万字的著作中，单纯的讨论建筑的，只有二、三篇篇幅极为有限的文章，而且都是年轻时期写的。表面上看，对于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数十年来关于继承与创新的争论，他似乎无动于衷。但在他不多的设计作品当中，如北京菊儿胡同新四合院(1987)、曲阜孔子研究院(1996)、中央美术学院新校舍(2000)等，让人们十分直观地看到他的建筑创作倾向和思想观点。“趋同现象与地方特色的追求，现代化的巨浪与继承文化的呼吁和努力同时存在，这是现实世界文化，包括建筑文化，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这是吴先生写在《广义建筑学》书中的一段文字，也是他对于争论严重关注的积极反应。2002年4月7日，在“21世纪建筑与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上，他坦言：“在实践上我从最基本的盖房子做起，后来认识到不能孤立地就建筑论建筑，需要研究城市，于是面向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从事城市设计，园林景观和城市规划问题的研究。”掐指一算，让人感慨不已，这个观点的酝酿、准备、成熟及至公开，竟长达57年。在他的《芒德福的学术思想》一文中，他说“我从1945年自学城市规划开始”，从建筑走向了城市。漫长的而又短暂的，艰苦的而又辉煌的。这57年啊！ 
    
　　“如今的建筑学已经处于贫困之中，难以全然应付所面临的日新月异的错综复杂的形势。”这是1999年6月26日吴良镛先生在UIA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主旨报告中的一段话。“……人口爆炸、森林农田被吞噬、环境质量日见恶化，环境祸患正威胁人数”，“交通堵塞、居住质量低劣等城市问题日益严重”等等，就是他在会上为大家精辟概括的“形势”。他高声呼吁“我们要从沉醉于‘手法‘、‘式样’、‘主义‘中醒悟过来”，不再用“舶来的二流货”充斥我们的城市。他要求建筑师“能在较为广阔的范围内寻求设计的答案。”再也不能“面对建筑风格、流派纷呈，莫衷一是”，而“要首先了解建筑本质。只有结合历史、社会、人文背景，用自己的理解与语言、用现代的材料技术，才能设计出有特色的现代建筑。”他认为：“我们研究建筑，要从房间--房屋--邻里--市镇等等各种物质构成的大小不一的空间中，看到人群，看到人的需要，觉察人们的思想、活动、喜怒哀乐的心理变化，看到即使是同一个人，各时间的需要不一，有时需要热闹、交往、流动，有时却又要安宁、私密、静态，因此，为他们服务的这一切物质设计都要做到‘’粲乎隐隐，各得其所‘”。这些引言均出自吴先生的《建筑·城市·人居环境》一书。显而易见，他对新时代建筑师(包括自己)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观、新的建筑说、新的方法论。为什么这样说呢？同样的显而易见：建筑形势不同了，我们都应当“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寻找设计答案。”否则，建筑不可能成为“邻里--市镇”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不可能为人“服务”得尽善尽美。推而言之，“已经处于贫困之中”的建筑学，也便永远不能“应付日新月异的形势”。因此，可以说，吴良镛先生推出力作《广义建筑学》是追踪时代、顺应时代、超越时代的大作为、大成果、大贡献。 
    
　　1933年8月现代建筑国际会议在雅典拟订的《雅曲宪章》开卷就言：“城市与乡村彼此融合为一体而名为构成所谓区域单位的要素。”因此，“我们不能将城市离开它们所在的区域作单独的研究，因为区域构成了城市的天然界限和环境。”吴良镛先生关注区域问题，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撰写的“城市规划”中，有关于“区域”的这样一段文字：“城市的发展和城市问题的日益严重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不能仅就城市论城市，必须从更大的--区域的甚至国土的范围来研究与城市有关的问题。”他认为工矿区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休养疗养区规划以及农村地区的研究，都应该“属于区域规划领域”的内容。吴先生以战略家的眼光和胸怀，进行大区域的宏观研究，近二十年间，先后有《太湖地区小城镇的发展与规划》(1984年)、《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1994年)、《京津冀区域发展二论》(1995年)、《中国特大城市地区持续发展的未来》(1996年)《京津冀北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2000年)等专题论文的闻世以及近几年对于长三角、滇西北、三峡库区以及大北京地区的研究成果。设计建筑，需要首先研究该建筑所在的环境、所在的城市；规划城市，需要首先研究该城市所在的周围乡镇、所在的区域。不仅仅研究立地的环境因素，同时还要研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诸方面的因素。唯其如此，建筑设计才能融于环境、城市，与之产生和谐关系；唯其如此，城市规划才能带动所邻乡镇，与之获得共生、共存、共荣的全方位多角度的和谐。这就是吴良镛先生从建筑走向城市、从城市走向人居环境研究路线确立的目标所在，意义所在。
 
　　2004年4月27日，在“21世纪建筑与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吴良镛先生通过一篇题为《八十回顾，一得之愚》的发言，公开了他的“融贯的综合研究方法”。具体内容是：“第一，从还原论到整体论，把事物看作一个整体，整体思考，综合集成；第二，从系统论到复杂的巨系统；第三，从单学科到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是吴老先生自己把从建筑走向城市走向人居环境这样一个技术研究路线所作的理论提炼和归纳。他自称之为“方法论”。一个从六十年的工作实践中获得的“方法论”，对如今的学人及业界是很有价值，更有意义。 
    
　　吴良镛先生对自己八十多年人生历程的回顾，感慨众多。他说：“青少年时代民族危亡，内忧外患；四十年代世界大战，国破家亡，直至投笔从戎；五十年代从海外回来参加国家建设，在曲折中探索前进；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世纪之交的矛盾和冲撞，例如中与西、古与今、希望与困惑、喜悦与忧愁、全球化与区域主义、‘前卫’与‘保守‘等等，反映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一切方面。”他为之发出长叹：“路在何方？”他自我总结，觉得两个方面的收获“多少得到同行们的认可”：一是提出“广义建筑学”的概念，让人们从单纯的“房子”走向“聚落”，“增进了对历史上人类建筑活动较为完整的理解。”二是提出建立“人居环境科学”。强调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其基础是“自然”。笔者认为，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是他谆谆告诫我们建筑师，“总要有一个立足点：立足于中国，立足于某个地区某个城市。”“立足于中国”你才会爱国，你爱国，才会废寝忘食地为自己祖国急之所急，想之所想；“立足于某个地区某个城市”，你才会熟悉了解某个地区某个城市，熟悉了解了，你才会对这个地区这个城市产生感情，有了感情，你才会为这个地区这个城市做出优秀的建筑作品、上乘的规划成果。吴老先生用亲身经历诠释了这个极普通而又深刻的从业道理。他特别提出“十分重视规划理论，重视理论家的贡献。”因为中国的建筑师、规划师们，肩负着“呼唤‘中国社会的城市觉醒’”的重任；因为“这门科学是为人民服务的，为社会前进的事业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