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痛陈“城市景观病”

　　高楼大厦不是城市“现代性”的标志，“城市化妆运动”正面临审美标准的缺失；我们的城市缺少审美“定力”，乃因为存在一个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我们往往以难以抑制的主观目的来放任对自然的改变，这就造成了人地关系的空前危机；市长不是决定城市要建什么，而是决定不建什么；济南有这么好的环境，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济南都做不好，中国就很少有城市能做好。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间，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加快，城市膨胀了。中国几乎所有城市的景观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旧有的东西——难以计数的有价值以及尚未来得及认识其价值的街区、建筑构成的独特的城市景观土崩瓦解，令人触目惊心。

　　耸立起来的是什么呢？西方发达国家式的高楼，金碧辉煌的假古董式民族建筑，海市蜃楼般的大广场，大住宅区。 白云蓝天阳光青砖的民居生活逐渐消失，代之以终日以灯采光的城堡式生活。多少年之后，人们忽然发现，我们的城市仿佛都穿上了“标志服”。

　　最近，著名作家也是民俗专家的冯骥才先生，在《人民日报》撰文对当今的城市风格雷同现象一一列述：

　　一个城市一个大广场，连小县城也建广场。这些广场夏天酷日暴晒，冬天寒风回荡。
　　罗马柱：广场必有喷泉和一排罗马柱。谁也不知这种舶来的罗马柱是干什么的。
　　高楼大厦：最雷同莫过于这些大家伙了。细长的、圆柱式的、尖的、金的、纯玻璃的、带旋转餐厅的，而且愈高愈威风，看上去全是“国际大都市”了。
　　烟花灯：一种仿照烟花的装饰灯，从江南到塞北，无一座城市没有，到处闪烁不停。
　　水泥树：用自来水造瀑布，用膨化塑料堆假山，用水泥塑大树，喷上绿漆，到处可见。北方城市还常常用水泥在街头造一棵大榕树或几株南国风情的椰子树。
　　白瓷砖：全国各地尤其是小城镇的房屋差不多全用瓷砖把外墙贴满，而且多为白色，有人戏称做“厕所砖”……

　　从不讲功能林立的高楼到没有章法的飞檐翘角再到无视自然之美而盲目追求的城市大格局，究竟什么样的城市才是美的？我们这个曾经创造过人类伟大文明的民族，在城市景观的追求上，似乎正面临着审美标准的缺失。

　　今年41岁的俞孔坚是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1997年自哈佛大学以设计学博士身份回国后，大量城市所表现出的“景观病”使他深感震惊。中国景观设计界便响起了他尖锐的批评之声。他努力找出症结，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传播自己的主张，其著作《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一书所阐述的观点正在为许多地方行政官员所接受。其代表作之一，中山市岐江公园——一个利用旧造船厂遗址建成了一个草蒲丛生、自然野趣与现代工业文明浑然结合的公园，获得2002年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荣誉设计奖。

　　11月4日晚，应邀去哈尔滨举办讲座的俞孔坚教授，在当地的玛迭尔宾馆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为什么我们的城市，今天以高楼为美，明天以假古董建筑为美，后天又以大广场为美，显得缺少审美“定力”？

　　这是因为存在一个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身份”与“文化”认同危机是我们的城市景观“不伦不类”的根源。中华民族有煌煌5000年文明史，我们的身份便是帝王们的紫禁城、大运河以及无数同胞血汗构筑成的长城。这种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是很鲜明的。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开始，文化认同危机也就开始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挫败使中国人有了“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反思；“五四”的先贤们意识到中华文化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发展到极端，“全盘西化”就成了五四运动的标志性口号。至2004年止的29项世界遗产，除了4项为自然遗产，大都是封建帝王的宫苑、坟墓、庙宇等。我们当然要珍惜历史遗产，但现代中国人难道还要继续这种文化认同吗？我们当代的文化认同又应是什么呢？在封闭多年打开国门之后，西方世界和我们的落差再次凸显：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到底何在？挥之不去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与横行于中国城市的化妆运动杂交，再配以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会以古罗马废墟和圆明园废墟的亡灵，就生出了一个个中国当代城市景观的怪胎。许多人也开始认同所谓“最现代”的建筑和景观。城市景观建设中的贪大求洋、欧陆风无不是这种危机的表现。城市景观是意识形态及审美趣味的符号。民族身份、民族文化认同的游移，是城市景观现状的反映。

　　□现实是，我们对自然形态越来越不珍惜，往往以难以抑制的主观目的，来放任对自然的改变，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这正是我要谈的另一危机“人地关系危机”。以北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对比为例，你可以感到中国城市的发现毫无节制，其蔓延的速度又是多么快。这源于另一种认同——看看未来北京和上海的电脑模拟图，它们对纽约及中国香港的认同度昭示了中国城市的未来。再看看那被填掉的、污染的以及被“硬化”的河流，中国人地关系面临空前的危机。是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这一危机。原来的农田、自然林地、草地等多种多样的土地镶嵌都成了单一的城区，在无知无畏的态度下，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民族生存空间的危机、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的城市景观越来越气势“恢弘”，每座城市都在不遗余力地“向现代化迈进”，这说明了什么？

　　近几年来，城市景观的变化存在“展示性”的通病。城市景观封建帝王意识太深了，集权意识太浓了，离百姓生活太远了。我在别处多次谈到，暴发户加封建帝王式的城市景观成为当今“城市美化运动”的主角。很多人错误地理解城市的现代性，事实上，是在用封建意识与帝国心态来建造一个所谓的现代化城市。为什么很多城市会修建欧洲式的广场？很多城市都是这样，一个政府大楼，一个大广场，一条中轴线。而广场的另一侧可能就是流着臭水的平民街。这种风格在欧洲是君主王权的象征，这种城市景观离百姓的生活太远了。

　　广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景观。城市广场的人性与公民性早在欧洲巴洛克时代已经丧失，而在当今中国更是如此，随着中国日益走向民主政治和平民化时代，广场设计应当用进步的物质环境积极推进社会意识的进步，通过人性化设计，实现广场人性与公民性的回归。

　　说到“现代城市”，一百个国家大剧院，一个个央视大楼，一万条“世纪大道”，十万个“市政广场”，百万个以展示政绩为目的的“中央公园”，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愈来愈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越来越远。

□城市景观的雷同以及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我们有什么办法吗？我们怎样才能从根本上遏止住？

要反思残留在人们头脑中而又根深蒂固的四种思想。第一是长官意志。谁权大，谁说了算，是影响城市建设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二是暴发户意识。突然有了钱，而且来得太容易了，所以花起来也大手大脚，甚至“比着花”。修建大广场，大马路，在河底铺大理石，这是典型的暴发户心态。审美情趣太低，又有钱了，怎么办？乱花！第三，克服小农意识。第四，最关键的是不尊重科学，缺乏理性的规划思想。轰轰烈烈地搞招标，最后被选中的常常是最差的方案。请了好的设计师，结果却由三流的评委来评审定夺。

□现在各级行政官员的学历程度、文化水平越来越高，但表现在“政绩工程”上的审美趣味为什么难以令人信服？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这反映了我们的教育不是“全面教育”。学位越来越高，但可能拿的是“工程学士”、经济学博士，往往缺少人文修养。文学是最基本的一种修养，学位虽高，但审美趣味没有提高。所以就出现了大坝越来越高，动辄用水泥来解决问题——这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很严峻的问题：素质教育问题。

　　当然，也有根深蒂固的集权意识问题。为了展示政绩，用这种观点去指导其审美趣味，城市景观是意识形态的符号，如果是个“农民市长”，那么这个城市景观就反映农民的心态，如果是个“官本位市长”，那么，领导喜欢什么，那他那个城市就会建成什么样子。

　　□您认为济南的情况怎样？在山东做项目了吗？

　　我去过济南大约5次，济南有很好的环境条件，可以建成非常漂亮的城市，但是也和其他有些城市一样，其特色也在慢慢消失。我在山东做的案例比较少，在南方多一些，因为南方城市比较容易接受新观念。济南有这么好的环境，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济南都做不好，中国就很少有城市能做好。我今年9月还到趵突泉看了看，我认为大有文章可做。济南有这么大一个广场，又叫泉城广场，泉水流到泉城广场北侧却白白地排走了。

　　我们在章丘做了一个项目，将一条叫“北沟”的泉水河建成开放性的市民休闲公园。我们用的生态理念是“清水”。

　　□您为什么一再表示希望媒体能引导“决策者”走向“正路”？

　　城市的决策者都是想把城市建设好的，但他们往往不知道应当怎样建才好。这就容易出问题。媒体要引导出一个健康的城市之路，不要老是报道哪个城市建了一个“巨大的广场”，“建了世界第几高楼”，媒体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审美情趣。媒体商业化太厉害了，反而忘掉了自己的责任，现在打开报纸，看看有多少房地产广告，打的字眼都是“欧陆花园”、“豪华世界”等等，误导了读者的价值取向。

　　□高楼大厦当然不是城市“现代性”的标志，那么您认为什么是当今中国城市的现代性呢？

　　一座城市应当首先将民众的生活放在第一位，把城市生态放在第一位，把环境放在第一位，把人文的品位、修养放在第一位。科学地建设城市有两个方面：一是城市社会学的，也就是要关怀城市居民，科学地建设城市不仅仅只是造一个景观，造一座大楼，造一条大道和大广场。它要关注和解决城市的社会问题。当务之急不是把广场建得多宽，而是把水、空气弄干净。把城市建成一个休闲的场所，一个散步的场所，一个骑自行车的场所。把朴素的、平民化的东西先做好。而不是去搞大而无当、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

　　□怎样才是健康的城市审美观？如何找回中国城市景观失去的自我？

　　善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足下文化”及“野草之美”。足下文化就是回到平常，尊重平常的人和平常的事。平常中国人的生活，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从平常和当代生活中找回属于当代中华民族的自己的身份，它的对面就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的中国古典，巴洛克式的西方古典，帝国主义和殖民文化的西方现代，那些强调形式主义和纪念性的、无病呻吟的城市化妆。

　　野草之美，就是回到土地，尊重和善待与适应土地。以自然过程，回到完全意义上的土地，而不是片面的经济或其他意义上的土地。土地是需要科学地解读和规划的生命系统，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

 

　　“这是我从100米高空拍下的杭州，毫无规划、杂乱的建筑，水泥丛林，到处都是覆盖物，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土地。哪里能看出是杭州？哪里还像人间天堂，简直像地狱！”9月16日，“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上，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的讲演，让听众为之一振。他使用了大量幻灯片，从航拍照片讲起。

　　“去年，'神舟'五号上天，中国人几千年的飞天梦实现了，可是，看看这张从宇宙飞船上拍回来的照片：我们北边的俄罗斯是绿色的，南边的东南亚是绿色的，只有我们的国土枯黄一片。我希望这张祖国母亲的影像，能唤起一个期待复兴的民族的忧患意识！”

　　“没想到，'城市美化运动'的幽灵，如今飘洋过海地到了中国”

　　俞孔坚是国内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学位的学子，之前他学的是园林专业。1997年，俞孔坚回到了北京。 “回来一看，中关村一带拥挤不堪，路上跑的都是卡车，运砖头、石头呀，一种蓬勃的景象。但同时我又看到，行道树正被砍掉，民工们正往河底灌水泥，给河道做护衬……”

　　俞孔坚说自己当时有一种不安感。我能看到一个将要发生的前景：一个改造整个国土面貌的城市化过程已经开始了，但这种改造，又是多么缺乏景观设计的理念。

　　后来的几年间，俞孔坚去了100多座城市。如火如荼的城建场面更让他痛心和焦虑：“本来美丽的山林，却被无知地平掉了；本来非常动人的河流，却被残忍地裁弯取直，水泥灌底护衬，变成了人工河渠；好端端的粮田，一夜之间就被大笔一挥地划为开发区，然后又被撂荒。在气派的广场和景观大道背后，仅仅几步之遥，就是臭气熏天、肮脏拥挤的街巷和垃圾场……”

　　“广场风”在中国的大江南北盛行着，用俞孔坚的话说：造了一些“没有人性的广场”。许多城市广场，根本就不是为老百姓建的。是为了展示、纪念或面子，是为了炫耀政绩，是为了广场而广场。“烈日炎炎下，广场成了可怕的去处——是一个连蚂蚁都不敢光顾的热锅。没有树阴供人遮阳，铁丝网将人拒草地之外；为了美化广场，不惜巨资修建大型喷泉、华灯以及各种莫名其妙的机关，但又不堪沉重的日常运行费，不得不闲置或偶尔做做展示。将户外广场当成室内厅堂来做，金玉堆砌，以贵为美，抛光的大理石和花岗石铺地，整得比抽水马桶还要光滑。好了，下雪了，下雨了，成了溜冰场，老人孩子是决不敢上去的……”

　　100多年前，美国也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城市美化运动”。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不做小的规划，要做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但这场好大喜功的“城市美化运动”，仅持续了16年就被叫停，代之以经济、美学、健康的城市规划理念。

　　俞孔坚说：“没想到，'城市美化运动'的幽灵，如今飘洋过海地到了中国。16世纪意大利的广场，17世纪法国的景观大道，20世纪美国的摩天大楼，出现在了中国的大大小小城市。”

　　他提出了“反规划”理论：市长不是决定城市要建什么，而是决定不建什么！

　　在美国的波士顿有一条架空的高速干道，这条高速路带来的噪声、污染，对城市影响很大。当地政府一直想通过大开挖，把这条高架路埋到地下去。这一挖一埋，要花掉200多亿美元。

　　“波士顿人花这么大的投资，把高架桥埋到地下去，而我们却还乐此不疲地造高架桥。几十年后，我们会不会也像今天波士顿一样，花成百上千亿元人民币再把桥埋到地下去呢？”

　　俞孔坚这样评说他的国际同行：“请你们自重，请不要用你们的汉堡包、麦当劳、热狗、法国油炸食品，来填塞处于景观饥饿中的中国大地。中国的开发商和市长们，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甄别能力，很容易被张扬的、形式主义的建筑和景观设计所迷惑。国外来的设计师们，要尊重和珍惜中国的土地，如同尊重和珍惜自己的土地一样；应该把自己国家的经验尤其是教训，坦白地告诉给中国城市的决策者和开发商们。”

　　俞孔坚说他与多位市长交流过，感觉他们是那么迫切地想通过城市景观来建立政绩，他们中的一些人又是在一种盲目和错误的理念指导下，设计城市、建造城市。在这种情形下，他提出了“反规划”理论：市长不是决定城市要建什么，而是不建什么。城市规划，就是要告诉土地的使用者“不准做什么”。比如河湖、山林、湿地甚至农田等，首先要立法保护起来，谁也不能动。

　　“去年那场并不算大的雪，把北京搞得整个交通瘫痪。我们院里的人晚上5点下班，走到家是第二天的凌晨4点。假如我们有一条绿色廊道，从北京城这头到另一头，骑自行车一个半小时足够了。”

　　“在加拿大境内，就有一条畅通的自行车道，从东海岸达西海岸。美国也有一条，从迈阿密一直可以走到最北端。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更需要建一条条畅通的绿色廊道，它们必须在城市形成前就保留下来，否则未来的代价太大，更何况石油危机迟早会降临。和平崛起，意味着我们必须有不依赖小汽车的低能耗交通模式。全城范围内的绿色自行车道网络不但是健康和生态的规划战略，也是一种国家安全的战略。”

　　“有了生机盎然的绿色和浓阴，有了清新的水和空气，城市也就有了美。而一座城市的生态基础被破坏了，这个城市也就完了，不可能有生机，更不可能持续发展。”

　　除了“暴发户意识”搞城建外，俞孔坚还归结出“帝王意识”、“小农意识”、“庆宴意识”和“领地意识”

　　在湖南，曾经有一个很有钱的开发商听说俞孔坚是哈佛回来的，非请他做项目不可。开发商的那块地上有山、有水、有丘陵、有林子，自然形态非常好，他想盖办公楼和别墅。

　　俞孔坚说就保留原有的山水和树林，再结合地形盖些建筑。但开发商不肯，他要有白宫般的豪华和气派，房子造到山顶上，把山底的湖填掉，再在山上建人工水池、喷泉、广场。

　　“我根本下不了手。砍掉的树让我心疼，填掉的湖让我心疼，削平的山让我心疼。那些茂密的林子，至少要长20年啊！我说他，你这种做法国际上早不流行了，但开发商就是听不进去。我说，我是不可能在这里造白宫的，你另请高明吧。”

　　“这是典型的暴发户心态，体现在城建上，就是一种拜金主义倾向：追求昂贵、不讲品位，什么东西奢侈就是好的。除了到处建摩天大厦、金堆玉砌的城市广场外，还不惜工本地引进国外的名贵花草树木。”虽然花了很多钱财，但城市却不能让人产生亲切感，而是日益强烈的疏离感和陌生感。除了以“暴发户意识”搞城建外，俞孔坚还归结出“帝王意识”、“小农意识”、“庆宴意识”、“领地意识”等。

　　一年一度的许多节日最能体现“庆宴意识”。俞孔坚出生在农村，他说自己对小农意识有深刻了解。小农经济下的人既贫穷又有穷奢极欲的天性。一年中至少可以有一次尽情消费——过年，把平时艰辛节俭的积蓄在几天内消费殆尽。其中多带攀比和显摆意思。

　　“花坛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气派，而且年年翻新。可是，几天的节日过罢，花凋草枯，剩下的时间里市民们必须面对着缺乏生机的钢筋水泥丛林。据可信的估算，用于节日设'花坛宴'的投入，足能为城市建一个不算小的绿地或公园。”

　　“我们祖先讲风水，无非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你们看看，这还叫河吗？”俞孔坚指着一幅照片说，“河道被做了水泥护衬，河岸做了铺装。水与土地的分离，导致河流失去自净能力，加剧水污染程度。流水变成了死水、臭水。光洁的水泥花岗岩护岸，使本来生机勃勃的水际，变得寸草不生。一条自然的河流，是城中多种生物的栖息地，现在连老鼠也不光顾。”

　　西方国家已经掀起了一个把上世纪人工建设的“渠化”河道炸掉、拆掉，恢复河湖的自然形态，再塑城中自然景观的热潮。“我们的城市建设，为什么非要走这条老路？”

　　现在生态环境价值观是“杂草丛生”，茂盛生长的乡土物种，就是最好的绿化

　　俞孔坚对“草”情有独钟。他说搞绿化，引进国外的花草，很可能水土不服，需要施肥、精细管理，费用也昂贵。”现在生态环境价值观是'杂草丛生'，茂盛生长的乡土物种，就是最好的绿化。我说的杂草野树，就是指乡土物种。像北京，就是杨柳、榆、槐、椿呀这些乡土物种。”

　　在北京，俞孔坚做过一个住宅景观项目，开发商想用几百块钱一棵的银杏树搞绿化。俞孔坚说服他用白杨树，开发商一听用杨树，说：我们这可是高档社区，应该种银杏这种名贵乔木才对呀。“我们坚持用杨树，他同意了。原来银杏500块钱一棵，现在这么粗的杨树，30块一棵。杨树林生长得非常茂盛，走进住宅区感觉很好，透出一股独特的北方气质，既有特色又很朴素。”

　　哪些是寻常景观，比如哪些东西代表着乡土的北京？

　　800多年来，北京金碧辉煌的宫殿庙宇所构成的景观，几乎让人忘了平常、真实的北京——平民的北京。无垠而平坦的华北平原，曾经肆虐的风沙灾害，春夏秋冬分明的四季，勤劳智慧的平民百姓；还有高高的白杨林网，灌渠荷塘，方整的旱地水田，连同四合院、胡同……北京，应该流露出北方的朴实与大气。

　　在“奥运”森林公园及中心区景观设计方案中，俞孔坚他们设计的方案“田”，脱颖而出位列三甲。

　　“怎样用最小的投入、最经济的方法来营造奥林匹克这么大的绿地，来营造北京乡土的特色？当时我们想到了这个字'田'。我们的造价，是其他入选方案的三分之一。好多人也许会怀疑这个'田'的方案，因为我们的城市才刚刚摆脱田，怎么又跑到城里种田呢？”

　　俞孔坚说中国人种了五千年的田，最懂得种田了。用种田的方法，造大规模的绿地最经济，可以解决费用问题、灌溉问题、水的利用问题、湿地的利用问题、管理问题等等，最后，还可以获得丰收啊。

　　“这个方案最后能不能实现，我现在也不敢说。当然，让大家接受还要一段时间，但我想过了，如果北京接受不了，我再到别的地方去，我一定要实现把'田'种到城市里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