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坚：斥央视新大楼挥霍钱 让城市回归自然

　“科学和民主，人文和生态理想在催生设计学科的革命，它将使我们彻底抛弃帝王和贵族的’异常景观’，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回到人们日常的需要。一片林阴、一块绿地、一条河流、一块让人身心再生的场所。那里潜藏着无穷的诗意，它一定会使人重新获得诗意的栖居。”俞孔坚说。

　　9月16日，“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进行到午后，一个叫俞孔坚的人的讲演，让困乏的听众为之一振。他使用了大量幻灯片，从航拍照片讲起。

　　“这是我从100米高空拍下的杭州，毫无规划、杂乱的建筑，水泥丛林，到处都是覆盖物，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土地。哪里能看出是杭州？哪里还像人间天堂，简直像地狱！”“这是北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对比，城市无节制地快速蔓延，土地上都是建设区，大地景观的变化，是多么剧烈和让人生畏。看未来北京CBD的电脑模拟图，和国际大都市的另一位竞争者——上海的电脑模拟图，它们对纽约与香港的认同程度，昭示了未来国人的身份和处境。”

　　“去年，’神舟’五号上天，中国人几千年的飞天梦实现了，可是，看看这张从宇宙飞船上拍回来的照片：我们北边的俄罗斯是绿色的，南边的东南亚是绿色的，只有我们的国土枯黄一片。我希望这张祖国母亲的影像，能唤起一个期待复兴的民族的忧患意识！”

　　演讲中，俞孔坚笑容可掬，言辞犀利：“这是一个尽情挥霍的年代，尽情地挥霍着土地、资源、纳税人的钱。看看要建的央视大楼，用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建同样功能的建筑。这是在建造一个展示性的传媒帝国的形象。当西方人在炸掉他们的人工河渠，埋掉高架桥时，我们却在花大把大把的钱，重复着100年前美国人犯过的错误……”

　　会后，我追踪采访，一路追到北大他的课堂上。

　　俞孔坚，41岁，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

　　“没想到，’城市美化运动’的幽灵，如今飘洋过海地到了中国”

　　“我当时特别着急，着急回国。”俞孔坚是国内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学位的学子，之前他学的是园林专业。1997年，俞孔坚回到了北京。

　　回国后的几年间，俞孔坚去了100多座城市。如火如荼的城建场面，更让他痛心和焦虑：“本来美丽的山林，却被无知地’三通一平’掉了；本来非常动人的河流，却被残忍地裁弯取直，水泥灌底护衬，变成了人工河渠；好端端的粮田，一夜之间就被大笔一挥地划为开发区，然后又被撂荒。在那些气派的广场和景观大道背后，仅仅几步之遥，就是臭气熏天、肮脏拥挤的街巷和垃圾场……”

　　在当代的城市建设中表现为“谁官大谁说了算”，“听上面的”。惟官是从，官大于法，城市景观变成了市长个人意志的体现，才出现了种种讲究气派、展示和纪念性的城市景观。

　　100多年前，美国也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城市美化运动”。借着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的巨大城市形象冲击，呼吁城市的美化与形象改进。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不做小的规划，因为小规划没有激奋人们血液的魔力。要做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但这场好大喜功的“城市美化运动”，仅持续了16年就被叫停，代之以经济、美学、健康的城市规划理念。

　　俞孔坚说：“没想到，’城市美化运动’的幽灵，如今飘洋过海地到了中国。16世纪意大利的广场，17世纪法国的景观大道，20世纪美国的摩天大楼，出现在了中国的大大小小城市。”

　　如何帮助市长们避免有害的长官意志，俞孔坚著书“与市长们交流”并为市长们讲课，传播生态与人文理念。因而被挽救的河流、被改建的工程也有不少。在广东的中山、浙江的台州、江苏的宿迁、山东东营……一些绿色项目正造福于民。

　　他提出了“反规划”理论：市长不是决定城市要建什么，而是决定不建什么！

　　在北大的课堂上，有人问俞孔坚：为什么说央视新址这样的大楼，在西方，现在是不可能建的？“央视新址仅仅是这个挥霍时代的一个代表而已，它们看上去极现代，但不具有现代建筑的本质，图有其表而已。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这种意识再与横行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相杂交，生出了一个个城市景观的怪胎。这样的项目，就是国内的开发商也不会建，它们最终只能让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

　　俞孔坚解释说，城市发展经历过3个阶段。

　　第一阶段城市是为神而建的，像中国的天坛、欧洲中世纪的神殿、南美洲的玛亚神庙，等等。那都是神统治人的地方，人没有地位，人是神的奴隶。

　　第二阶段城市是为君主建的，欧洲文艺复兴后，君主取代了神，城市也不是为普通百姓建的，是为君主、为贵族建的。如巴黎就是为路易十四建的，中国的故宫也不住老百姓。

　　第三阶段城市是为机器建的。在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公路是为了跑汽车，摩天大楼用于商贸，追求高效快速，城市建设是管道型的，像纽约等城市就是这样的。城市不是真正为了人的生活、居住，人没有了步行、休闲的空间，人没有了地位，城市也浪漫不起来。但西方现在已进入了后工业时代。

　　“工业时代认为是美的东西，到了后工业时代，人们已觉察到不但不美，甚至是有害的。你们能想像出本世纪美国最大的城建工程，是什么吗？”

　　在美国的波士顿，沿海湾地表上有一条架空的高速干道，这条高速路带来的噪声、污染，对城市影响很大。当地政府一直想通过大开挖，把这条高架路埋到地下去，在原地上建一条绿色廊道，自行车道。讨论了十多年，2003年，这个本世纪美国最大的城市改建工程———波士顿环海高架路大开挖工程动工了。这一挖一埋，要花掉200多亿美元。

　　“波士顿人花这么大的投资，把高架桥埋到地下去，而我们却还乐此不疲地造高架桥。几十年后，我们会不会也像今天波士顿一样，花成百上千亿元人民币再把桥埋到地下去呢？我们是不是在花钱犯错、犯傻”

　　“再说央视大楼，实际上，它是用一种暴富的心态来接受一种’帝国’的建筑。当今，任何一个经历过现代化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再盖这种建筑，因为，它违背了基本的现代精神———土地的伦理，理性、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及现代建筑原理。用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造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建筑。它是展示性的，它是那些’帝国’的建筑师们，在现在的中国，实现他们的’帝国’梦想。”

　　俞孔坚提出了“反规划”理论：市长不是决定城市要建什么，而是不建什么。城市规划，就是要告诉土地的使用者“不准做什么”。比如河湖、山林、湿地甚至农田等，首先要立法保护起来，谁也不能动。

　　早在100多年前，美国的波士顿还是个小镇，城市的决策者们在土地还没大规模开发前，先廉价地购得郊外大片的土地。这片土地上有沼泽、荒地、林阴道以及查尔斯河谷，他们立法保护它作为永久的绿地系统。如今100多年过去了，城市扩大了好几倍，昔日的郊外已变为市中心。现在，这块宝贵的绿地，成为市民身心再生的场所，成为波士顿人最为骄傲的“蓝宝石项链”。

　　“前年那场并不算大的雪，把北京搞成了什么样子，整个交通瘫痪。我们院里的人晚上5点下班，走到家是第二天的凌晨4点。假如我们有一条绿色廊道，从北京城这头到另一头，骑自行车一个半小时足够了。”

　　“在加拿大境内，就有一条畅通的自行车道，从东海岸达西海岸。美国也有一条，从迈阿密一直可以走到最北端。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更需要建一条条畅通的绿色廊道，它们必须在城市形成前就保留下来，否则未来的代价太大，更何况石油危机迟早会降临。和平崛起，意味着我们必须有不依赖小汽车的低能耗交通模式。全城范围内的绿色自行车道网络不但是健康和生态的规划战略，也是一种国家安全的战略。”

　　“我是不可能在这里造白宫的，你另请高明吧”

　　有一次在湖南，一个很有钱的开发商听说俞孔坚是哈佛回来的，非请他做项目不可。开发商的那块地上有山、有水、有丘陵、有林子，自然形态非常好，他想盖办公楼和别墅。

　　俞孔坚说就保留原有的山水和树林，再结合地形盖些建筑。但开发商不肯，他要有白宫般的豪华和气派，房子造到山顶上，把山底的湖填掉，再在山上建人工水池、喷泉、广场。

　　“我根本下不了手。砍掉的树让我心疼，填掉的湖让我心疼，削平的山让我心疼。那些茂密的林子，至少要长20年啊！我说他，你这种做法国际上早不流行了，但开发商就是听不进去。我说，我是不可能在这里造白宫的，你另请高明吧。”

　　“这是典型的暴发户心态，体现在城建上，就是一种拜金主义倾向：追求昂贵、不讲品位，什么东西贵、奢侈，什么就是好的。除了到处建摩天大厦、金堆玉砌的城市广场外，还不惜工本地引进国外的名贵花草树木。”虽然花了很多钱财，但城市却不能让人产生亲切感，而是日益强烈的疏离感和陌生感。除了以“暴发户意识”搞城建外，俞孔坚还归结出“帝王意识”、“小农意识”、“庆宴意识”、“领地意识”等。

　　一年一度的“五一”、“十一”最能体现“庆宴意识”。有报道说今年的天安门广场是从1984年开始，花坛摆放最高的一次，“神舟”五号发射架达到了17．4米，成为20年来最高的花坛。广场中心花坛喷泉，直径达72米，中心水池主喷高18米……

　　“花坛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气派，而且年年翻新。今年是五千盆菊花造就的彩凤，明年是十万株五色草堆成的巨龙。’大庆’、’献礼’工程一个比一个豪华，一个比一个张扬。可是，几天的节日过罢，花凋草枯，剩下的时间里市民们必须面对着缺乏生机的钢筋水泥丛林。据可信的估算，用于节日设花坛宴的投入，足能为城市建一个不算小的绿地或公园。”

　　“我们祖先讲风水，无非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你们看看，这还叫河吗？”俞孔坚指着一幅照片说。

　　河道被做了水泥护衬，筑坝蓄水，河岸做了铺装。水与土地的分离，导致河流失去自净能力，加剧水污染程度。流水变成了死水、臭水。光洁的水泥花岗岩护岸，使本来生机勃勃的水际，变得寸草不生。一条自然的河流，是城中多种生物的栖息地，现在连老鼠也不光顾。俞孔坚认为在大地景观中，生态健全的水系统构成的绿色通道网络，恰恰最具有蓄洪、缓解旱涝灾害的能力。“现在到处是国外的奇花异草，到处是罗马柱、巴洛克式屋顶，为什么？因为只认同别人，不认同自己。人迷失了，没了根，最后只会感到空虚。”

　　这是一个告别帝王和英雄的时代，这是一个抛弃帝国和封建主义的时代。科学和民主，人文和生态理想在催生设计学科的革命，它将使我们彻底抛弃帝王和贵族的“异常景观”。

　　“一百个国家大剧院、一千个央视大楼……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

　　俞孔坚对“野草”情有独钟。他说搞绿化，引进国外的花草，很可能水土不服，需要施肥、精细管理，费用也昂贵。“现在生态环境价值观是’杂草丛生’，茂盛生长的乡土物种，就是最好的绿化。我说的杂草野树，就是指乡土物种。像北京，就是杨柳、榆、槐、椿呀这些乡土物种。”

　　在北京，俞孔坚做过一个住宅景观项目，开发商想用几百块钱一棵的银杏树搞绿化。俞孔坚说服他用白杨树，开发商一听用杨树，说：我们这可是高档社区，应该种银杏这种名贵乔木才对呀。“我们坚持用杨树，他同意了。原来银杏500块钱一棵，现在这么粗的杨树，30块一棵。杨树林生长得非常茂盛，走进住宅区感觉很好，透出一股独特的北方气质，既有特色又很朴素。”

　　“一百个国家大剧院、一千个央视大楼、一万条世纪大道、十万座巴洛克式的市政广场、千百万个用以展示政绩的、移植堆积大树而形成的中央公园，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越来越远。”（《中国青年报》10.13董月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