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坚：世界遗产 一个民族的新身份证

　　采访手记

　　不久首在苏州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是中国首次出任主席国的遗产大会。为大会 主席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出谋划策的智囊团里，有我国第一位获得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的专家，他就是俞孔坚。作为主席咨询专家组成员，俞孔坚负责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遗产两个项目，除了向主席介绍各国所申报遗产的详细情况，他还要为主席的裁决提供专业意见。

　　俞孔坚自称“土人”，他创办的景观规划设计研究所也冠名为“土人”，他解释由己对照“洋人”而言，是个不折不扣的“土人”，而这其中也蕴涵了他内心深处对脚下土地的一份特殊的眷恋。他是带着母亲为他采集的一捧乡土，从浙江金华的农村走进北京，走出国门，一路求学。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满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同乡艾青的这两句诗让俞孔坚久久不能忘怀，七年前，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薪金，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筹建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同时又在海淀留学人员创业园成立了北京土人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所，城市景观设计领域在当时的国内还是一片等待开发的处女地。

　　作为中国景观设计学的重要学术带头人，他主持的中山歧江公园设计获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颁发的最高设计奖，这是中国首次获此殊荣；2001年他主持的西藏昌都中路步行街项目又获首届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他主持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景观设计入围优选方案……

　　采访俞孔竖，这已经是第二次，在遗产大会召开之前，因为进行关于中国世界遗产的报道，在教育部的推荐下，我们有了接触。多年前，俞孔坚就参与到了中国申报世界遗产和对遗产进行保护、规划的工作当中，还进行世界遗产保护的全球战略研究。

　　“我的追求是在中国大地上创造出一种人与自然真正和谐的居住环境。”

　　在考察中国的遗产宝库时，千百年来人与土地所形成的和谐景观时时兴奋着他的专业神经。然而与国际的交流中他又深刻感受到，国内对待世界遗产的申办和保护存在很多偏差与不足，亲历了有史以来参加国家最多、历时时间最长的28届世界遗产大会之后，俞孔坚更加体会到，相比发达国家认知世界遗产的程度，我们的观念已经落后。

　　■“一国一项”的申报限制虽然被打破了，中国的申报前景却并不容乐观

　　四年前在澳大利亚开恩司举行的遗产大会上，为了平衡世界遗产在全球的分布，大会形成了一系列决定，核心内容就是“一国一项”，即规定已有遗产列入名录的国家，每年最多申报一项，没有遗产列入的国家，最多可以申报三项。

　　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对开恩司决议表示不满，认为遗产的申报和提名应该从遗产的突出的普遍性价值出发，仅仅追求数字上的平衡违背了遗产公约的宗旨。鉴于各国对开恩司决议存在分歧，世界遗产委员会建议在2004年苏州会议上成立工作小组，对各国的意见和评论进行审议，以便做出修正。

　　在中国、印度和意大利等国的积极推动下，申报项目的数额终于有所突破，苏州决议允许在2006年的委员会大会上，一国可以提交两项预备世界遗产，但至少必须有一项是自然遗产。曾经制订出将遗产“打包”对策的中国专家们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

　　然而负责世界遗产全球战略研究的俞孔坚却有自己的另一番分析。 “每年全世界申报的文化遗产居多，因为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很难进行比较，因此通过审议也相对比较容易。但自然遗产的评判就比较严格，采用的是统一的标准。我们国家29项世界遗产里有25项都是文化遗产，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修正决议里规定两项预备申报中至少有一项是自然遗产，就是为解决这种自然与文化遗产之间的不平衡，鼓励各国多申报自然遗产。”

　　在俞孔坚看来，数量虽然放宽了，但制约条件更多了，中国的申报前景并不容乐观。

　　“表面上看'一国一项'的规则被打破，但同时又增加了很多附加条件。比如每年大会审议的遗产总数不能超过45项；至2007年，没有申报遗产的国家数量要减少30%。加入公约的缔约国里有40多个国家至今还没有遗产，以南美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为主，没有遗产或遗产数量少的国家，他们在申报上具有优先权。中国拥有的遗产数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三，在申报项目的国际大排队中，势必会被往后排。”俞孔坚说，这已经涉及了政治与外交领域的妥协和讨价还价。

　　■我们总在强调自己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用文物的标准来衡量文化遗产，而事实上文物只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对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的扶植，显示出遗产保护价值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人们不再仅仅对传统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给予关注，反映生态、地质演进、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重大意义，让人们对自然遗产的概念必须重新进行认识。

　　俞孔坚说：“我们还局限在过去制订的风景名胜的概念中，可早在1996年的一次国际专家会议上就明确规定了，除非特殊情况，美学条件不能单独作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标准。从自然遗产的角度来看，美学标准更是越来越被弱化了，一种濒危的物种，其价值可能要远远超过一道壮丽的风景。而我们从前忽视的恰恰是对生态、地质演进和生物多样性这三种价值的认识”

　　文化遗产的价值观同时也发生了改变，全球战略研究将人与环境、人与文化之间的有机关系放到了突出位置。人们把更多的视线转移到综合性的、活的文化内容的文化遗产上。亲历遗产大会，俞孔坚深刻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瑞典申报成功了一家上个世纪20年代使用的无线电电台，这家电台完整地保留了当时一整套的设备和建筑物，它代表了世界通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阶段。这是我们没有想到。”

　　还让中国代表没有想到的是，墨西哥著名现代派建筑师路易斯·巴拉干的故居和工作室，共一千多千米的建筑物，也通过了世界文化遗产的评选。这位设计师在现代建筑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影响了拉美地区现代建筑的设计风格。

　　俞孔坚感慨，大部分人质疑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建筑是否能够上遗产的标准，以为我们总在强调自己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用文物的标准来衡量文化遗产，而事实上文物只是文化遗产的某个阶段具有其独特的意义，那么它就是高价值的。

　　“不断涌现出来的２０世纪的遗产、活的遗产、反应人与自然关系的遗产提醒我们，在现代城市改造中，我们的眼睛不能仅仅盯着文物，我们正在拆除的旧建筑，可能就是在近代重大历史时期中具有代表性的，就能够成为世界遗产。”

　　提交大会审议的文化景观、文化线路、遗产运河等等综合性、整体性的新遗产种类，也使俞孔坚感到，中国改变遗产价值的观念迫在眉睫。今年被评为文化景观类型的一项世界遗产，是葡萄牙一座有百年历史的葡萄种植园，由于种植园建立在海边非常贫瘠的岩石上，人们必须从岩石缝中挖出土壤，为了防风，葡萄架周围还垒起很高的石头围墙。这种特殊的种植方式形成了当地一道独特的景象。

　　这让俞孔坚立刻联想到了我国哈尼族在山坡上开垦出的梯田，“其实哈尼梯田也完全够资格进入这种类型的遗产名录，文化景观反映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反映在独特的自然环境下产生的独特的技术、生存方式，这种人与土地整体的有机关系在中国大量存在，因为中国拥有悠久的农业文明，人与土地的联系是深刻而多样的。”

　　■我国同样拥有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丰富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但至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近年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运动从对单体文物的保护，发展到保护成片的村落、景观整体乃至包含独特文化资源的线形景观，“文化线路”或“遗产廊道”的概念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俞孔坚介绍，“遗产廊道”是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域化和绿色通道概念日趋成熟的基础上共同提出来的。美国的绿色通道计划由来已久，它的功能分为生态绿道、休闲绿道和历史遗产廊道三个类别。经过长期发展，绿色通道已经由最初的美化、休闲等单一目标规划扩展成为包括栖息地保护、历史文物保护、教育、解释等等内容丰富的多目标规划。

　　“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或文化景观，在这些区域或景观中，人与自然共存，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这幅作品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指能够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

　　日本在苏州大会上申报的纪伊山地的灵场及参拜道，延绵300多公里，沿途坐落着神社、寺庙，一千多年来都被日本人奉为本民族宗教信仰的圣地。在我国的文化遗产宝库中，同样拥有丰富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丝绸之路、玉石之路、茶马古道、剑门蜀道、太行古道都举世闻名。

　　然而，令俞孔坚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人对这些文化线路进行专题研究，专业教育也是贫乏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也不包括这方面的内容。

　　尽管国际上对世界遗产的认知走过了由孤立到整体的发展过程，而中国目前对世界遗产的认识很大程度上还停留于孤立的点。

　　5年前，俞孔坚带领他的学生展开了对京杭大运河的考察研究。作为中国唯一一条沟通南北的水系，京杭大运河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河流，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运河，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四百多年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

　　在俞孔坚眼里，京杭大运河在中国的文明进程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甚至比长城更具价值，应该名列世界遗产名录，为此，他和他的学生们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

　　■“世界遗产就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不管是文化遗产还是自然遗产都带有显著的民族特性。”

　　俞孔坚说，将大运河研究清楚了，也就把中华民族的“身份”搞清楚了。他认为，不管是文化遗产还是自然遗产都带有显著的民族特性。文化遗产是从文化意义上标识出一个民族的个性和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而自然遗产则是文化遗产的本源。中国多样化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学、艺术和社会格局。

　　可是，“中国目前正面临一个民族身份丧失的问题，中国文化正在失去其显著的特性，走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的大街上，我们却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

　　在俞孔坚担忧的同时，他也找到了治疗文化趋同的一剂良药，“世界遗产就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属于中国的世界遗产，就是中国区别于其他文化国度所特有的、不凡的价值所在，是中华民族立足世界的身份证。”

　　当世界遗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身份时，对遗产的归属和保护也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对圣城的争夺是巴以冲突的原因之一，从我们申报高句丽文化遗产过程中则显现出了东北亚政治和外交关系。”

　　在各国将世界遗产看作重要的国家形象和民族文化及历史成就的体现时，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世界遗产能够真正代表中华民族的身份呢？

　　“我们已经拥有的29项遗产里，绝大部分是反映帝王将相和封建意识形态的遗产，这是我们对待遗产认识的一种偏差。故宫、长城、兵马俑代表的仅仅是中国封建王朝贵族文化的那部分，只把这些展示给世界，中国给人留下的还是封建帝王国家的印象，人民、土地却不知道在哪里。未来中国遗产的申报应该挖掘代表人民大众的文化和精神，探索人与土地更深层次的关系。”

　　■世界遗产的种种新趋势敦促着中国开展关于遗产申报和保护的国家战略研究

　　世界遗产的种种新趋势敦促着中国开展关于遗产申报的国家战略研究。不难看到，我们的申报还没有完全站在国家的角度去履行国际公约，一些风景名胜区的积极性大多来自对经济利益的渴求，而经济落后的地区，即使拥有良好的世界级遗产，却没有能力进行申报，大运河申报的困难，更在于它跨越多个省市，没有牵头人进行地方联合。

　　俞孔坚认为国家必须出面组织大量的专家，出台遗产申报的战略指导，把握遗产价值的高低，自上而下地告诉人们应该申报什么。

　　一项遗产申报成功，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或自然资源得到了国际的承认，成为全球人类遗产最精华的一部分。保护自然是不容置疑的，除去世界范围的一套保护体系外，联合国强调各个国家也应该建立自己的保护体系。当清楚了什么是最有价值的遗产，优先申报什么项目后，国家才能形成关于遗产保护的国家战略，更科学、更全面地建立起遗产保护系统。

　　“比如大运河，它联系着各个水系、码头和城市，历史文化价值、生态价值、联系沟通的价值和旅游休闲价值构成了大运河的综合价值，如果沿着这条遗产廊道从南走到北，人们就能够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了解国家两千年的文明史。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必要的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大运河提出整体保护的战略对策。 “扩展到其他遗产廊道，同样要划定遗产廊道范围、判别清廊道区域内各个遗产元素，然后重建廊道遗产元素的空间关系，同时还要制定所涉及的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战略。”

　　在这位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看来，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之路还要走很长的里程，而我们与此有关的教育和专项研究还相当薄弱，他呼吁大学应该尽快进行相关学科体系的建设，开展教育与科研。

　　他还强调，中国是泱泱遗产大国，国家应该尽快批准设立景观设计学科，因为它在对自然和文化遗产的规划与保护中是不可或缺的。